籍仍未迁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有关精神，原告结婚后应与其他村民对土地征收补偿款及村集体财产有同等的权利。1994年，被告根据村股份合作制章程，以原告已出嫁为由，剥夺了原告获得股份分红的权利，该草案既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有关规定。因此被告依据上述草案规定，剥夺原告股份分红权益的理由不成立，被告理应向原告发放同等的红利。由于原告梁某对1999年以前分红权利的诉讼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且2001年的股权要等集体资产的股份制改造和重新确权工作完成后再确定。故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付清1999年度及2000年度的股份分红2400元给原告梁某。
此案判决后，原被告均没有提起上诉。 [要求]
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在具体的权利层面，平等价值的实现必须具备实质的确认和救济性规定”。当乡土社会民俗或自治组织的决定与法律冲突的时候，什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什么？ 5、[材料]
被告是纳粹党人的中级官员，1945年3月被任命为“与失败主义进行斗争并提高抵抗意志”的特别专员。他从情报中了解到原告及其丈夫在自己家中藏了一个有半犹太血统的妇女，以保护她不被盖世太保(纳粹党秘密国家警察)逮捕。同时原告及其丈夫还正在为盟国军队(即美英军队)准备纳粹党官员名单。被告迅速地逮捕了原告及其丈夫。在原告丈夫企图逃跑时，被告开枪将其击毙。但第二天被告作证说原告丈夫死于心脏病急性发作。这一案件中的一个法理学上的问题也是：被告能否以执行国社党命令而逃避自己罪责。法院否认以执行1945年3月国社党紧急命令作为辩解的合法性。该命令规定德国所有武装人员负有不经审讯击毙逃跑者的义务。法院特别支持拉德勃鲁赫的这一观点：一个完全否认平等原则的实在法丧失了法律性质。它还否认有些国社党法学家的一个观点：希特勒的任何有关法律宣告都可以被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法院认为，这种观点是“法律界成员的自甘堕落以献媚于一个专制者。从法治观点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4—45页。 [要求]
结合以上材料，讨论如何看待法律的正义性问题。
6、[材料]
湖北籍公民孙志刚，男，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市达奇服装有限公司。
2003年3月17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没有暂住证也未带身份证）上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树街派出所民警李耀辉带回询问，随后被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3月18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自报有心脏病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助站201室。3月19日晚，孙志刚因向其他收容救治人员的亲属喊叫求助，引起救助站护工乔燕琴的不满，随后将孙志刚调至该站206室并指使206室李海婴等其他收容救治人员对其进行殴打。20日凌晨0时30分，乔燕琴等四名护工再次将孙志刚从201室调至206室，并授意李海婴等人对其进行殴打。45分钟后，护工胡金艳将孙志刚调至205室，孙志刚向护工吕二鹏反映其被打情形，遭吕二鹏警棍打击。上午10时15分，孙志刚被发现伤势严重，开始抢救。10分钟后，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4月3日，孙志刚的家属向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提请法医鉴定。4月18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发布的鉴定结论称：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首次报道此事，标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并配发社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此后，该报道被多家媒体迅速转载，孙志刚案开始受到广泛关注。5月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就此案进行了调查，结果是“孙志刚被打与警察无关”，“可能是在医院被同房的8个人打的”，“这8个人分布在全国8个省份，都已经不在广州了”。这一敷衍塞责的调查报告迅速受到各方的质疑和严厉抨击。作为对社会舆论的反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公安部长周永康、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等发表公开讲话，要求公正审判处理该案。5月11日，广东省委一副书记带领有关部门领导上门看望孙志刚的家属，表示要清查此案，依法严惩凶手。5月14日，许志永、腾彪、俞江等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书，要求对导致孙志刚被错误收容的执法依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中评网等联合召开“收容制度合宪性问题”研讨会。随后，全国各地法学及相关学科学者、学术团体就此事件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
5月23日，贺卫方等5位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建议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
5月23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就孙志刚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天河区人民法院、白云区人民法院分别提起公诉，控告涉案护工、涉嫌参与殴打孙志刚的被收容救助人员和涉嫌玩忽职守、对于孙志刚被错误收容负有责任的民警李耀辉等人。6月5－6日，三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孙志刚案；但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只有5家新闻单位被邀请参加旁听，大多数新闻单位和关心此案的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即使被邀请的记者，也被要求不得携带包裹及照像、记录、录音器材，不得采访此案，并且要求在宣判后统一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稿件。因此，所谓公开开庭审理“徒有虚名”。为这三起案件18名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的律师此前也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有关此案的资料，不得接受记者采访。6月8日，广州市委、监察局及有关单位对孙志刚案所涉及到的23名有关责任人作出党纪、政纪处分。
6月9日，三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海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钟辽国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胡金艳等9人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至十五年；民警李耀辉等6人犯玩忽职守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三年。 6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发第381号国务院令，公布了该“办法”。随后发表的新闻稿称，鉴于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收容遣送办法》“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将于2003年8月1日起废止，而代之以《救助管理办法》。
6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聂秀时整理：《孙志刚案件始末》，载《法学前沿》第5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要求]
结合以上材料，讨论人权与平等、自由的关系以及人权保护与法律进步的关系。 7、[材料]
1976年10月，有一郭寿华者以笔名“干城”，在“潮州文献”第二卷第4期发表“韩文公、苏东坡给与潮州后人的观感”一文，指称：“韩愈为人尚不脱古人风流才子的怪习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风流病，以致体力过度消耗，及后误信方士硫磺下补剂，离潮州不久，果卒于硫磺中毒”等语，引起韩愈第39代直系血亲韩思道不满，向“台北地方法院”自诉郭寿华“诽谤死人罪”。经法院审理，认为“自诉人以其祖先
韩愈之道德文章，素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于私德而与公德无关之事，无中生有，对韩愈自应成立诽谤罪。自诉人为韩氏子孙，因先人名誉受侮，而提起自诉，自属正当”，郭寿华诽谤已死之人，处罚金300元。郭寿华不服，提起上诉，经“台湾高等法院”判决驳回，该案遂告确立。这件判决，在当时曾引起学术界极大震撼，指为“文字狱”。但是，当时的法院是依据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作出判决的。依据台湾地区“刑法”第312条第二项规定：“对已死之人，犯诽谤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上罚金”，第314条规定：“本章之罪，须告诉乃论”，“刑事诉讼法”第234条规定：“?刑法?第312条之妨碍名誉及信用罪，以死者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亲属，得为告诉”。何谓直系血亲？台湾地区“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仅于“民法”第967条中有规定：“称直系血亲者，谓己身所从处，或从自身所出之血亲”。以此推论，韩思道有告诉权。
——摘自[台]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要求]
认真阅读材料，结合本章内容讨论：法院判决使用的是何种法律方法？法院的判决是否合理？如不合理，应采用何种法律方法消除这种不合理？ 8、[材料]
辛普森是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最杰出的橄榄球运动员。告别体坛之后，辛氏成为著名电视体育节目主持人，并在广告、电视剧和影片中大放异彩。著名影片《卡桑德拉大桥》中黑人警官的扮演者就是辛普森。
1994年6月12日，警察发现辛普森前妻尼科尔和她的男友被人刺杀于她的住宅门前。警方确定凶杀嫌疑犯便是尼科尔的前夫辛普森。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与辛普森血型一样的血迹，接着在对辛氏住所进行的搜查中发现了血迹，并找到了手套、球鞋等与出事现场留下的痕迹相吻合的物证。于是，洛杉矶警察局逮捕了辛普森。 1995年1月，辛普森案正式开庭审理。检方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辛普森犯罪： 第一，辛普森有作案动机。1978年以来，尼科尔经常遭到辛普森虐待，尼科尔多次遭到毒打被送进医院。警方也多次接到尼的求救电话。检方在法庭上出示了求救录音以及尼科尔鼻青脸肿的照片。多名证人也证实了尼在这场婚姻中的屈辱。检方认为辛与尼离婚后，还屡次纠缠她，当发现尼科尔另有新欢不再听从他时，遂起杀心。事实上，辛也多次说过想杀了尼科尔。
第二，辛普森有作案时间。谋杀案发生的当日——1994年6月12日晚9点37分—10点50分，辛普森无法自圆其说。而这正是案发时间。出租车司机帕克说，10点40分左右他看到一个黑人男子从车道过来走进辛普森的房子。
第三，有证据表明辛普森杀人。在辛普森房子外和受害者身边各找到一只手套，据DNA检验，上面有两位受害人的血、毛发和衣物纤维以及辛的福特车内的毯子上的纤维。这双手套与1990年尼科尔送给辛的一模一样。此外，辛的车上、戈德曼身边的海军帽上、辛卧室的一双袜子上，都有受害人与辛的血迹。辛左手指关节上有明显的伤痕。而且1994年5月份，辛购买过一把尖刀，现场伤口上的刀痕与该型刀吻合。 辩方律师对检方的指控进行了反驳：
第一，辛普森虽对尼科尔有过不当行为，但并不能因此推断辛杀人。犯罪专家指出这样的推断很少成立。
第二，作案时间。从血案现场看，凶手和被害者曾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辛不可能在前后不足1小时内连杀两人，并返回家中清洗血污。在法庭上，辛普森还露出当年打球时左膝的伤疤，表明自己无力杀害两名年轻力壮的人。
第三，检方出示的证据令人怀疑。用于检验的血样可能受到污染。警方在现场采集的唯一一滴据说是辛的血液是放置一夜风干后用一张纸包起来的。而辩方复检时，这张纸有一滴鲜血的痕迹，很像有人做了手脚。辩方还认为，检方所说的现场的一串脚印，这既不是受害人的，也不是辛普森的，很可能是凶手的。 最终，陪审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辛普森无罪释放。 [要求]
认真阅读材料，并结合本章的内容，讨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之异同。 9、[材料]
2001年，汝阳县种子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代为繁育杂交玉米种子20万斤，约定收购价以当地玉米市场价的2.2至2.5倍计算。后来，伊川县种子公司未能如期交种子，今年初，汝阳县种子公司诉至洛阳中院，要求赔偿。 这起普通的合同纠纷案件落到了李慧娟法官手上。
庭审中，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70万余元；被告主张使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只肯赔2万余元。由李慧娟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因涉及法律适用的问题，合议庭将审理意见提交审委会讨论。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