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地理解，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很深刻的难题。
当然，他们的对接、转化工作也有不少难题。中国文化传统要与现代的自由、民主价值接得上是有个前提的，即传统中必须含有重要的元素，与这些价值一致或相近。这就涉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评价。如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话就体现了自由民主思想，那未免有些牵强附会。有些朋友其实也未见得相信中国传统就是那么美好，但他们模仿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路子，在论证和鼓励人们接受、追求现代民主价值时，引几句经书上的话，然后说：“你们看，这不是外来的异端邪说，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就有！”用心良苦，但学理上好像不太认真、严肃。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思想中专制的东西、等级森严的东西比比皆是，与民主自由接近的东西即使不能说没有，也极其稀少。如果我们问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本质是什么，那么李泽厚的说法我认为是对的，他说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这也是从鲁迅、胡适到当代的顾准、李慎之给予的回答。所以我的结论是，要谈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恐怕传统中可资利用的东西少，需要批判、改造的东西多。
最后我还想说，蒋庆的政治儒学也有一种意义。他要强行“开出”，这就把新儒家的路线推到极端，推到了它的逻辑终点，把它的错误和不可行暴露得清清楚楚。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
现代新儒家以弘扬传统为己任，但他们大多认可现代自由民主的价值。而自五四以来，人们一向认为传统价值和现代价值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新儒家阵营内思路也不一样，提出了不同的对应方案。一种思路认为，就制度安排而言，中国旧传统已经没有价值了，但在个人伦理方面它还有价值，有西方现代价值所不及的东西，所以儒学的现代意义只在人们的日常人伦方面。另一种思路认为，可以从传统中发掘、打捞出与自由民主一致的因素，如果大力发扬这些东西，抑制、改造与此相反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这两种思路都有困难。要说传统中有多少重要的因素与自由民主一致，需要曲意解释。如果避开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把儒家学说的意义限于日常人伦，倒容易使人接受，但有人反对说：儒家讲究的是“内圣开出外王”，你只讲“内圣”，不要“外王”，就算不得儒学的复兴。蒋庆就是这种观点，他的第三种思路就是既有“内圣”，也有“外王”，主张孔孟学说既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安邦定国的指导原则。他的主张的优点是逻辑上能自圆其说，但致命的缺陷是，鼓吹这套复古复旧的东西，毫无现实的基础和可能性，无异于痴人说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