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愿都没有办法实现。这可说小说开篇就已点明的“天”（即命运）的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小说也描写了作者所倾心的自然人性在“现代”急剧变化中的困窘与无奈，团总碾坊对渡船所构成的钱与势的压力，中寨人用心不良的对爷爷的伤害，龙舟赛上势利的人的谈话，都展露了“现代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
《边城》的艺术特色：
《边城》艺术上突出的特点是节制与含蓄，作者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有时通过梦境来呈现，有时则正话反说，更多时候是“欲说还休”的停顿与沉默，叙述者的干预有限，也从不明点，这就需要在阅读过程中沉浸进小说文本所构筑的由山水人情共同组成的世界，才能理解小说作者的用心与命意所在。 《边城》是现代小说史上“诗化小说”家族的成员，我们很难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来解说《边城》的“景物描写”、“风情描写”。这些不是作为人物故事的陪衬，用于渲染人物内心而出现的，在《边城》中，自然风光、风俗人情都具有独立的价值，是小说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具有人的自然化的思想，小说当中的自然意象，竹林、黄狗、鱼、虎耳草等，都和人物的喜怒哀乐有密切关系。竹林是翠翠庇护之所，她和二老感情的起点是二老一句“大鱼来咬你”；翠翠梦见上山摘虎耳草，是为二老的歌声所陶醉。
《边城》中乡情民俗、自然风光、人事命运三者结合得很好。小说开始就描写茶垌地方的自然风光，又在小说中写了中秋与端午这两个节日，具体地展开当地的民俗风情。
《边城》也使用了象征手法，最明显的是白塔。塔在小说里是渡船老人的象征，他所代表的那一份淳朴的人情，既古老又神圣，虽难免于坍塌，但小说结尾处白塔的重建，正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品格重建的信心。
22、请谈谈余秋雨散文的特点。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七章第三节第一部分
余秋雨的散文作品多数是以记游的方式展开他的文化思考。他认为自己所写的不是“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山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往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余秋雨在散文中的自我定位就是这样一位“有悟性的文人”，能够思接千载，把传统文化的光辉投射进现代社会。
从作为传统与现代的中介这一角度来看余秋雨，他的散文的确有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痕迹。他在记叙自己对某一名胜古迹的游历，发表自己感受的同时，也介绍该名胜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那些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余秋雨的散文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引导的作用。
余秋雨的散文非常重视文化思考，有比较强的文化反省意识，他常常在对历史做回溯性的考察中感叹文化和山水的兴衰，在对先人遗迹的追随中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使命。但余秋雨散文对于文化的执着有时也使人感到过于正襟危坐，严肃得失去了散文应有的随意与轻松。这就使余氏散文表现出“宣谕”式的色彩，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他的文章少有周到的描写，多是滔滔不绝的主观倾诉，??他的叙述语调也是朗诵式的，用的是社论的节奏和诗的旋律。他的写作不是一种交流而是一种宣谕。”
23、试述《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的悲剧意义。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一章第四节第二部分
是作者老舍怀着对于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时代的批判,写下的以祥子为主人公的悲剧作品,这部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代表了老舍小说创作的高峰。《骆驼祥子》是一部苦难底层人民苟活与挣扎的悲剧作品,通过祥子的悲惨命运我们看到了旧社会贫困交加的底层人民的无奈、辛酸和悲楚、窘迫,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好人性和美好生存的毁灭、丧失。祥子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人性和婚姻的悲剧,是个人主义的悲剧,是命运主宰人生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透过悲剧人生的背后揭示了祥子苦难的根源来自与当时病态的人性乃至病态的个人因素的结果。
祥子的悲剧体现了一种文化形态的悲剧。这一悲剧的形成首先表现为市民社会不能容纳和接受,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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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祥子文化无意识心理模式的毁灭;其次,主体内省意识的缺乏也是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文化形态的悲剧和作家的死亡意识密切关联,表现了作家对病态社会中秩序话语丧失的忧虑。
社会意义：《骆驼祥子》的思想意蕴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阐释方法去解读。从社会学视角读，小说控诉的是当时吃人社会的黑暗不公；从文化学视角读，小说揭露了城市文明对人性的腐蚀与毒化；从哲学视角读，小说又在深深地慨叹人类逃不开命运的拨弄。
1、真实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
《骆驼祥子》是描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其成功首先在于，作品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就作品描写的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2、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骆驼祥子》更为深入的意蕴在于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从这个角度看，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
24、请从知识分子成长的角度来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五章第二节第二部分
《青春之歌》被认为艺术地概括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途径，正如有研究者所说：“《青春之歌》要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1
《青春之歌》的主人公是女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她是一个心地单纯、热情，有正义感的女青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为了逃婚，到了北戴河。小说是从林道静到北戴河写起的。她在北戴河准备投海自杀时，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救起，于是两人相爱了。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爱生活，使她也有机会接触到北大的学生们。此时的北大学生分成两派，一派信奉胡适等人提倡的“读书救国论”，远离现实斗争；另一派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余永泽是胡适的忠实信徒，而林道静在北戴河认识的地下党员卢嘉川等人则属于后者。林道静的爱国热情使她接近卢嘉川而和余永泽有了隔阂。在卢嘉川的影响下，林道静由个人奋斗、盲目反抗社会而开始转向对革命的热烈追求并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但北平的学生运动由于党的内部的左倾问题，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而走入低谷，卢嘉川被捕了。随后林道静与余永泽分手并被捕。
小说第二部开始，林道静来到河北定县做小学教员。地下党派江华担任定县地下党县委书记。江华以林道静为掩护，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由于叛徒出卖，农民运动不久就遭到破坏，江华和林道静先后逃出定县回到北平，经过一段时间，林道静又被捕了。在狱中，她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出狱后，她终于被吸收入党。此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党派江华领导整个北平学生运动，林道静也被派到北大负责学运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运动。
25、周作人是现代中国重要的散文作家，请谈谈他的散文成就。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五章第七节第二部分
周作人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民俗学等，形成了以认识人自己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周作人的著作的基本出发点。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文章中倡导“平民的文学”、“人的文学”，推波助澜形成五四时期“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这仍然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顺延和扩展。他的散文创作思想基点也在此。
中国现代散文，“闲话风”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书中，专门介绍英国的随笔：“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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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周作人在他的《雨天的书》的序言里也描述了相近的写作设想：“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碳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这两段话在五四时期非常有名，周作人是“闲话风”散文的重要的开创者和主要作者。
五四时期，是周作人首先在理论上倡导“美文”（即叙事抒情的散文），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中国现代“美文”树立典范。他的散文取材着眼于“俗世”的日常生活的情趣，自然率性；他的散文的文字则拙朴其貌，灵慧其心，形成平和冲淡的散文境界。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多姿多采，大体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浮躁凌厉，如《碰伤》；一是冲淡平和，但蕴涵深意，如《水里的东西》。
26、刘震云是当代中国重要作家，请结合他的作品谈谈你对他的创作的认识。
刘震云关于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被归列于“新写实小说”。他的《塔埔》描写的是一群高考复读生的生活，获得了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被当作“新写实”的重要作品。《一地鸡毛》的人物小林，在刘震云此前的小说《单位》中已经出现。《单位》主要是写小林这个小职员在“单位”这一公共空间中，被磨去个性的过程；但《一地鸡毛》则写的主要是小林的日常生活，是他的私人空间，而在这一空间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被侵蚀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已经无路可逃。“一地鸡毛”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在小说的结尾处，小林梦见自己在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来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生活就是由鸡毛蒜皮一类的琐事和人的皮屑一样令人恶心的感觉组成的，既让人“舒服”，又让人难过；舒服，是从活着满足基本生理需求这一角度而言，难过，是从精神层面来说的。
《温故1942》取材于1942年发生于河南的大饥荒和蝗灾，百姓饿孚遍野，而国民政府照样课捐纳税。于是，小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百姓面对这样一个政府，是饿死不当亡国奴，还是为了活命而甘向侵略者低头。小说写到，很多百姓见了白人就下跪，灾民吃了日本人的粮食，还缴了国民党军队的枪。中国的政府在国际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才出来赈灾，而赈灾之款又被贪官污吏给搜刮去。在《温故1942》中，刘震云的语调是少见的激愤，小说中还陈列了很多调查报告式的分析，以及直接的控诉与质问。
《故乡相处流传》处理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混合交叉。曹操、袁绍、猪蛋、六指、“我”沈姓小寡妇等虚构的或历史上实有其名的形形色色人等，共同活跃在三国、明、清以及1960年代，他们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出现。“风水轮流转”，不同时期掌权的人物不同，但领导者永远只是使用暴力，被领导者成为暴力镇压的对象，为了逃祸，只能盲目顺从，因此，一旦夺取政权后，就同样地使用暴政。历史在不同时期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在作者刘震云这里，历史就是专制与被专制，就是官对民的压榨。
刘震云的历史观和我们通常所习见的历史观并不一致，在《温故1942》当中，一反官修历史的冠冕堂皇，百姓也露出了为了活命而不顾国民的羞耻心的“本质”，刘震云的批判的锋芒既指向统治者，也指向一般被压迫者。他把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请下圣坛，揭露他们的无耻龌龊与虚伪，曹操、袁绍、慈禧、朱元璋无不遭到作者锋利之笔的解构。对“人民”，刘震云也毫不留情，“人民”总是势利的，谁得势就跟随谁。作者当然期望于人民的觉醒。
刘震云在政治、历史、现实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中的黑暗面，所以他致力于批判，但还没有找到清晰的出路。
27、请谈谈闻一多创造现代格律诗的具体主张和创作情况。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二章第三节
闻一多提出了创造“现代格律诗”的设想，并配合以“三美”的具体要求。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说：“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闻一多的“格律”二字，并不专指音节或节奏，而是整个诗的形式。
闻一多认为，构成诗的节奏的因素有：格式、音尺、平仄、韵脚。其中他最重视的是音尺，强调每一诗行的音尺应当大体一致，或进行有规律的变化。但并不是要求字数的完全一致。他还认为“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闻一多强调诗歌要有“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音乐美”指诗歌要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绘画美主要指诗歌的色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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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创作实践上，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当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为中国新诗贡献了现代格律诗。写于1926年春的诗歌《死水》，最好地体现了闻一多追求的“三美”原则，全诗意象鲜明，色彩感强（“绘画美”）；音韵和谐，全诗五节，诗行匀称（建筑美）；每节四行，每行九个字，基本上每行都有四个音尺（音组），各诗节压二、四脚韵（音乐美）。诗的音乐性来源于节奏，节奏则是由一定的声音单位有规律的重复形成的。《死水》的美学原则是“以丑为美”。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寓愤激于沉静的雕琢之中，从丑恶开垦美。畸形的繁华底下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死水》的风格，保留作者“红烛”时期直抒胸臆的一定痕迹，但也注意了“意象的呈现”，是对“红烛”模式的自我超越。
28、请谈谈高行健戏剧作品在1980年代的意义。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八章第二节第二部分
《绝对信号》在将话剧还原为舞台艺术上所作的探索是多方面的，《绝对信号》高行健把它称作是“无场次话剧”，以小剧场的演出形式、与众不同的剧作结构和舞台语汇而在当时引人注目。剧作结构上，突破传统剧体的时序，而以心理逻辑来代替情节逻辑。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心灵的冲突挣扎外化成“物”来表现在舞台上，又经由人物当前的动作引申至其内心，引起回忆、想象，这些都有机地组合在舞台上，形成多层次的舞台时空结构。对于构成话剧的基本艺术因素和表现形式，《绝对信号》也作了重大调整。把对构成剧情中心的情节的描述，降到比较次要的位置，而把原来仅具有辅助作用的灯光、音响、道具等提高到具有独立作用的地位，明确把剧中的音响节奏当作剧中的“第六个人物来处理”。剧中的音响“既是剧中人物心理动作的总体的外在体现，又是沟通人物与观众的感受的桥梁”。 高行健称《车站》为“无场次多声部生活抒情喜剧”，该剧的讽刺色彩浓厚，无望的等待而不行动，这是该剧嘲弄的对象。在艺术形式上，《车站》最大的探索在声部变化、音乐手段的使用上。该剧进行了不同声部同时叙述的戏剧实验，人物“时而两三个，最多到七个声部，同时说话”，试图造成一种“复调”的效果。而全剧贯穿始终而又有变化的“沉默的人”的音乐，最能见出该剧的音乐处理上的特点。沉默的人在舞台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作者用音乐塑造了这一人物贯穿始终的形象，并且深化了主题。
29、为什么说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最悲观的作家？ 复习范围或考核目标：课件第五章第七节第一部分
刘震云，1958年出生于河南延津农村，1973年参军，1978年复员后在家乡当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于这一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农民日报》社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刘震云开始创作，1987年起连续推出有分量的中短篇小说，《塔埔》、《新兵连》、《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当下的人的生存处境，探讨人与他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他的人物都是普通百姓，尤其写到城市中在“单位”这一特殊的中国当代才有的社会机制中的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刘震云对于由人的欲望、人性的弱点以及严密的社会控制共同构成的制约人的生存的网络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并且把这些视作一种宿命式的因素，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互相倾轧，扭曲人性，被社会环境的压力所制服，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是一个相当悲观的作家。1990年代前后，他又把思索和笔触伸向历史和农村，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1991）和《故乡相处流传》（1993），以及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都在历史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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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权力关系中探索人性的种种问题，刘震云对“统治者”和“人民”都有毫不留情的剖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悲观的作家。
30、请简述中国现代小说与古典（传统）小说在叙事方面的区别。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是从讲经、变文中来的，是面对听众讲故事的，所以中国古典小说以讲故事为职志。但从晚清开始，随着报刊书籍的繁荣，以及出版周期的缩短，使作家很难再维持对着听众讲故事的“拟想”自觉意识到小说是写给读者读的，而不是说给听众听的，由“讲什么”到“写什么”的写作预设的变化，改变了作者的叙事方式。在逐步取消“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套语和楔子、回目等传统章回小说的“规矩”的同时，许多原来属于禁区的文学革新的尝试——包括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都灵活松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以全知视角连贯地讲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而中国现代小说从三个方面进行破坏：全知视角变成限制视角；连贯变成断面；小说不一定要讲有头有尾的故事。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时间方面的变化有：一、作家着力于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心态，而不是讲述一个曲折有趣的故事，越是进入人物的意识深处，自然对时序越不适应，现代小说很少是正叙的，往往追叙，倒叙；二、扭曲小说时间，不在于遵循故事自身的因果联系，而在于突出作家的主观感受，借不同时空场面的叠印或对比来获得一种特殊的美感效果。中国现代小说叙事角度方面的变化有：一、限制叙事者的视野，免得因叙事者越位叙述他不可能知道的情况而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二、有意间离作者与叙述者，以造成反讽的效果，或者提供另一个审视角度，留给读者更多回味的机会。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结构方面的变化有：一、现代作家注重小说“意旨”，强调艺术个性与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决定了小说“非情节化”的趋向；二、现代小说“心理化”与“诗化”的倾向，使作家注重人物感受、联想、梦境、幻觉乃至潜意识，追求小说的“情调”、“诗趣”和“意境”。
31、请谈谈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意义。
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的小说的开创性。“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严加炎先生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鲁迅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位置。
鲁迅小说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性：
一、题材上：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这两大现代文学主要题材。
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态度对待他笔下的人物，苛刻严峻、毫不留情的批判锋芒直指一切人物，而又蕴涵宽广深厚的悲悯与同情，这使他的小说既深刻痛切又沉厚绵长。
鲁迅笔下的农民，是被当作中国国民灵魂的整体代表来描绘的。他们愚昧而麻木，处于精神奴役状态而不自觉，从不怀疑封建伦理制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而是自甘奴隶位置，对他人和自己的苦痛都取漠视的态度，以各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自我安慰，最典型的是阿Q精神胜利法。
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这一流派。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也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一方面，是封建礼教与科举制度的顺从者，他们既有穷愁潦倒成为牺牲品的孔乙己（《孔乙己》）、陈士成（《白光》），又有进入体制但已被体制所毒化的鲁四老爷（《祝福》）、高干亭（《高老夫子》）等。另一方面，鲁迅又满怀不能忘却的激情，描绘了一系列“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包括“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夏瑜（《药》）等。这些人可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接受了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的思想，并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当时当地的斗争中，渴望改造中国。而现实中国给了他们无情的打击，他们有的被打灭，有的陷于心灰意冷的状态。鲁迅以深情的笔墨记叙了他们年轻时代的梦想与真实的行动，也写出了他们受到外在打压而转向内心的不得已与痛苦，而他们并不是全无坚持，“救世激情和理想被逼回内心，成为表面上藏隐锋芒、内心坚持的病愈后的“狂人”，或者在坚持中和坚持后消沉堕落的吕纬甫魏连殳，或者坚持作“韧”性的战斗的理想性格。“鲁迅对这些人物在小说中作了”极有历史和心理深度的诠释”。
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刻划，成为现代中国作家效法的对象。他们有的走讽刺的一路，有的走正面建构的路子。
二、形式上：《呐喊》和《彷徨》创造性地学习欧洲文学而为中国现代小说建立了规 范，又超越西方小说模式而建立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形式，《故事新编》则超越一切中西小说写作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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