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成祖迁都北京的原因
摘要：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其关系重大。明成祖“靖难”取得政权后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将都城由原来的南京迁往北京，究其原因，既有政治经济原因，也有军事历史原因，探其根本还是由明朝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的，迁都北京不仅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而且有利于充实北方的边防力量，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意义重大。 关键词：明成祖；迁都；北京。
永乐皇帝朱棣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具有作为的皇帝，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他开创了明初永乐盛世。在永乐朝，万国来朝，四夷宾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这个盛世治隆唐宋，远迈汉唐。
明成祖于公元 1403 年即位建元永乐，其继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将原来的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
都城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一个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作为统治中心及政权存在的重要外在标志之一，古人所谓“国之大事，慎察备焉”。有云“欲灭其国，必陷其都”，所以都城位置的选择，往往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选择都城要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诸多要素。1368 年，朱元璋称帝建国，定都南京。作为七朝古都的南京，建都优势不言而喻。在地里方面，地势险要，地处长江下游东南岸；北靠幕府山、乌龙山，东北以钟山、黄龙山、 “钟青龙山为屏障；南有岩山、牛首山；东南有紫金山，西邻长江天堑，诸葛亮曾说： “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南京地区还有秦淮河、金川河等河流环绕 ”于城外，形成自然地护城河。正如世人所说，南京“据龙盘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
其次，在经济方面：南京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热同期，降水丰富，同时江淮平原又是重要的产粮区，河流湖泊众多，交通便利，利于人口物资的集散，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决定了南京作为都城可以承载的消费供给。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南京在军事方面固若金汤、经济上富甲天下、地形环境上 、 “不倾之地”山川秀丽，交通上四通八达，是作为都城的首选之地。 所以单从这些角度来看，南京与北京相比更加适宜作为都城。那么，明成祖为何舍弃得天独厚的南京，顶着迁都北京的争议、冲破种种阻力也要迁都北京呢？下面我们就从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条件、政治原因及军事原因等因素来探讨。
一、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条件
北京自古在历史上有建都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故都之一，被历代统治者当做国度总计长达八百年之久。最早在武王伐纣之后，封帝尧之后于蓟，北京开始作为方国蓟的都城。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以蓟为都，前后八年，成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都北京的信号。辽朝以燕京为陪都，是辽代五京之一，而北京在金朝称中都，作为其政治中心。南宋时期，金灭辽后，金海陵王在贞元三年（1153 年）把国都由会宁府正式迁于燕京，改名中都。元朝时，元世祖命刘秉忠在金中都东郊重建新都，与 1272 年完工，改名中都，并把首
都由上都迁往中都，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统一政权的首都。同时，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周朝时，北京地区得以进一步发展，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隋朝时曾设为北京为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又成为运河的北端，此后这一地区得以进一步发展。 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农业国，边疆的保卫和交通的畅通关系到这个国家得生死存亡。在古代中国，长城承担着对北方防御的重任，那么古代的运河主要承担南北沟通。长城记载着草原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冲突和交融，运河则反映了黄河流域于长江流域的交流与并进。长城与运河都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工程，而从蓟城、幽州到燕京、涿郡到北京则是长城沿线的军事重镇和大运河南北交流的终点和起点。而北京就在这个点上，就是因为这个点联系了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联系了南北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正是因为北京的存在，使长城既未能阻挡北方民族的南进，也没有阻碍中原文明的北上，使两种文明得以相互汲取、共同发展；而运河有效地保证了南北的统一，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商业的繁荣与文化的兴盛。
二、同时作为都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地理位置
在冷兵器时代，封建君主对于建国定都莫不注重其地理形势。 在传统理念中“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⑵ 但在实际操作中，又特别讲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比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又言“圣人之处国者，比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绕者” 。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统治者政权的安全与稳固。《日下旧闻考》曾经这样评价过北京地区的地理形势：“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绵亘千里，重关峻口”“独开南面，以朝万国”②。《顺天府志》也说：“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居中以致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雉堞。万年强御，百世治安，”金朝文臣梁襄再给金世宗的上书《谏北幸》中则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⑷清初著名学者孙承泽曾说：“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苏秦所谓天府百二之国，杜牧所谓王不得不可为王之地”，有人又认为北京“形胜甲天下，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⑸从以上古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内略中原、外控蒴漠”，同时具有中国农耕游牧两大经济区位的优势。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北京周围的地形很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他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群山环抱，状若围屏，只有东南一面，平坦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展开，一望无际。北京地区依山傍海北靠燕山西依太行“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的确是“地处雄要”；同时还有历代人为建造的万里长城，重关峻口。正由于具备以上优越条件辽朝虽小却能够以此控制南北坐收宋
人的岁币；而金朝以此为首都才取得了立国北方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地区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其形状犹如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故而人称“北京湾”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小平原。由于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偏处东南，不符合“王者受命创制建国，立都必居中土”的要求，加之南京的宫殿是填湖而建，导致宫殿呈现出“前昂后洼”的格局，又与“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相违背。这个小平原虽然位居北方，没有在天下之中，但却承担了连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任务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从而导致了中原农耕民族和少数游牧族的冲突与交流、统一和融合，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总之，北京在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具备得天独厚、无可取代的建都优越区位条件，也是明成祖作出迁都北京的重要历史根据。
三、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政治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以后，实行分封制。1370 年四月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 年）三月，朱元璋正式受命就藩北平，自此告别了江南，开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活。北平是通往塞外辽东的咽喉重地，21 岁的朱棣深感责任重大，他告诫自己要努力学习，勤于政务，尤其是在保卫东北边境和征讨蒙古北元势力中，使他成为众藩王中军功最大、战绩最多的亲王。在北京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对他来说，北京是他起家发迹的“龙兴之地”既熟悉那里的一切，又有盘根错节的势力和深厚的感情。同时在苦心经营的二十年期间，有了百姓的支持和信赖，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而他所发动的“靖难之役”，曾使江南各阶层遭受战火之苦，加以建文帝下落不明，使他感觉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这就使他考虑要不要将都城迁至北京。以便借北京这块风水宝地“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开子孙万世之宏规”⑹保佑自己江山永固。还有就是追随自己起事成功而受封的宿将谋臣，多为北方人士，功成名就后有思乡之情，希望荣归故里，光宗耀祖，迁都北京也容易得到他们的支持、阻力小。
促成朱棣迁都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个人的“私欲”。朱棣虽生在南京，幼年长在南京，但成人后长期受政治斗争磨练的地方都在北平，他人生的黄金时期在北平，北平是他创业的根据地，他与北京已结下了不解之情，有他浓厚的感情在里面。再说他厌恶南京，这里曾是建文帝生长、施政的巢穴。他认为建文帝能在重兵围堵的情况下能安全逃脱，那么他也能顺利入内行刺于他。他也没有忘记在他拥兵入南京的时候，连楹“叩马欲刺成祖”的未遂事件，他深知自己兴兵夺侄之地位是被天下人所不齿的，尤其是被封建论理道德纲常所不容的。也知道建文帝是正统即位，而他朱棣谋权篡位之事，已传遍大街小巷，甚至连自己内弟对他即位也表示不满。所以朱棣在心里上难以接受南京城，已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他想摆脱心中那些使自己不愉快的阴影，故而弃南京迁北京，希望以此来寻求某中心理上的平衡。 同时也不排除其含有“欲威制万方”“君主华夷”“控四夷创天下”的雄心壮志，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成祖想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国内范围来看，他经营蒙古、西域，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开设贵州将明朝的范围势力一直扩展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而整个版图是以
北京为中心的。“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⑺故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⑻或许才是成祖的真胸襟。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朱棣是篡夺的王位在新朝建立之初即行迁都，表明了尽心竭力的完成其父朱元璋的迁都意愿。早在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就想 迁都，当时只是苦于难以定夺才悬而未决。为此，他派太子朱标考察巡视几个都城所选地，这其中就有北京，后来由于太子朱标意外身亡，再加上大臣的反对及朱元璋年龄的增长、精力疲倦天下新定，故而此事后来便不了了之。这就为朱棣迁都北京、替父完成未完之意愿奠定了基础。同时这种昭示天下的行为表明自己是合理的继承人，是为他夺权寻求借口，有利于国内政治视线的转移，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可谓是一箭双雕。而南京自洪武到建文政权组织机构已相当完备。尽管建文王朝统治短暂但封建的正统观在经历了千余年的洗礼后已经根深蒂固。朱棣在占领南京后杀了许多不肯投降的文武大臣但存留的建文朝遗风还依然存在因袭旧朝的遗俗必然对新朝产生不利 “元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之”“若就北平要的影响。 。之宫室不能无更亦未易也”。机构搬至新的都城朱棣就可按照自身的意志将原来的政治集团系统彻底拆散、分解将政权纳入统治构想之内。可见明成祖迁都的意图非常明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及实现天下统一的宏伟政治目标。
四、明成祖迁都的军事原因
明朝初年，元朝虽败走北方，但仍盘踞漠北，拥兵扼寒，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对明王朝始终是虎视眈眈。椐《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载:“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军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⑼可见，当时北方的残余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仍有复辟的可能性。元顺帝死后蒙古贵族因内部纷争而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三部之间经常互相仇杀但仍不忘不时侵扰明朝的边境。而定都金陵位置偏南难以控制朔北。对此其实朱元璋在建国后不久已经感觉到了也曾动过迁都北方的念头只是因为选址未定加上他感到“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⑽而作罢。为了朔北的安定对蒙古贵族朱元璋采取了怀柔政策，为避免战火，只做积极防御的政策并从嘉峪关起沿着长城进入辽东至鸭绿江一线先后分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等九边派重兵驻防。九边之外还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三个外围军事重镇以便声势相联互为犄角。然而这九边三卫的军队需要大量的补给，当时的北京无法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就形成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转战供给的局面。这样一来军费开支很大，不仅耗费国库钱粮，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部边防形势。南方的安南一带，士族分裂、相互割据，在南疆多次发生叛乱，国内局势极不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帝都的重建与国防的安全是朝野上下关注的中心问题。若不在北京设重兵防守，黄河以北便难以控制。若屯重兵，兵权需交付诸将，又极
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而威胁皇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棣决定迁都北京，这样既达到了控制北方的目的又消除了藩镇割据的隐患。故北京建城，定都北京，不仅可以有效地遏制南北反叛势力的结盟，从而避免了被南北夹击的局面，而且也避免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的现状，使军队免受长途奔波之苦，有旺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和充沛的战斗力，从而使部队能够迅速出击做到快速反应，以确保优势兵力的调配。朱棣着眼于长远，将都城迁往北京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边防问题。
朱元璋时任命秦、晋、燕、代诸王镇守西安、太原、北平、大同等边塞要地赋予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相当的特权。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因诸王的势力日渐膨胀对中央政权造成赫赫威慑乃决定削藩。建文帝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个亲王的藩王爵位把他们废为庶人。五位亲王被废刺痛了燕王朱棣眼看就要轮到自己了于是便举兵“靖难”并取而代之登上了皇位。朱棣即位后对军权过重的藩王和中央皇权的矛盾对抗这一教训是认识得很深刻的。因此他仍然实行削藩政策，尽释诸王兵权，并将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的宁王从喜封口外的大宁迁往南昌，将谷王迁往长沙，特别是在靖难之役中，宁王所属兀良哈朵颜三卫的骑兵从征有功，朱棣尽割大宁地给朵颜三卫作为犒赏。此地一开，北平失去了东北的屏障，对北部的边防损害尤为重要。削藩的结果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处理北面边防的问题。朱元璋所以给边塞亲王那么大的军事权力目的是要委他们担当起御敌的重任。现在骤然尽释诸王军权面对倏忽往来的骑兵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为了弥补因削藩而削弱的边防力量朱棣毅然决定将京城自南京北移近三千里定都北京，将政治中心同军事中心合二为一。北京“三面邻虏”西控太行北扼元胡东临沧海南依中原在地理上具有优势乃边防大重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非其他城市可比。如张萱便谓:“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⑾再加上 ”辽、金、元曾建都于此有上百年的帝都基础天子居此正所谓居重御轻可以直接加强对边防的守卫。事实上明成祖迁都后曾先后多次率师出塞使边患得以平息。这足以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
五、其它原因
自魏晋南北朝起，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重心地位日渐明显。元朝虽然都于北京，但由于其是游牧经济，并没有使其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明朝的经济政策又是内缩性的，所以南北经济也不可能平很一致发展。但是，朱棣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希望区域性经济偏差过大，而经济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它是生产力长期发展和经济措施得当的内在结果。由于北方经济的弱势地位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现实于是朱棣力求用政治手段———迁都来弥补北方经济的落后状况。正像当时人丘浚所说:“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 ”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7】从中可见有效地将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有机结合不仅不会动摇南方领先的经济地位而且也不会削弱中央集权，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