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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情人》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主人公形象及其背后的性别立场
作者：赵尹威
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6年第10期
摘 ; 要：男女之间存在着无限的相异性，投射到文学领域，则造成了男女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中所秉持的不同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无论从作品情节、人物形象，还是文本意蕴的角度来看，在女性作家执笔的文本中，女性总是被赋予一种高于男性的权利与魅力，颠覆了传统文本中男权主义对女性形象的文学虚构与文本骚扰;而在男性作家创作的文本中，塑造出一种“超人”的男性形象，女性则被视为“第二性”。这其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和男权主导意识分别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与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关键词：男权主义;女性主义;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
中图分类号：I207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9-0006-03 一、女性人物对比：《情人》中的“我”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特丽莎” （二）人物形象分析：骄傲的“我”与纠结的“特丽莎”
杜拉斯曾说：“我发现书就是我。书的惟一主题是写作。写作就是我。因此，我就是书。”①《情人》中，杜拉斯有意颠覆男权主导的文化世界中对于女性“脸谱化”的认知，刻画出一位“偏偏喜欢带着男式帽子”，性格倔强独立的十五岁法国白人女孩：富于外在的、超越的阳性精神“我”从小成长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不完整的家族构成使“我”处在一个男权制的半真空的环境中，也使“我”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我”恨大哥哥，爱小哥哥，对母亲的感情则“左右矛盾”，这个家庭需要男性的支持，偏偏“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无能之辈，使得“我”从小就有“为家里弄点钱”的责任心。因而，小说提供了女性得以有勇气和能力向男权挑战的心理预设与现实铺垫。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对特丽莎有这样的一处描写：“她走进屋去穿衣服。她站在一面镜子前。不，她的身体可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她的肩膀下面没有大皮袋，两只乳房可以说相当小。以前她母亲常笑话她乳房不够大，没有应该的那么大，这使她产生某种自卑情结，直到托马斯来了，才把她解救了出来。”②特丽莎身上有着典型的“母亲原型”的印记，母亲那种完全丧失灵魂的肉体从小就充斥在特丽莎的世界之中，这种对于女性自身肉体的放逐，破坏着特丽莎的女性气质，使之迷失在“肉体集中营”之中，发生着女性灵与肉的激烈冲突，小说以此交代了特丽莎性格养成的背景。
（二）女性灵魂的强与弱：女性主义作家的自我书写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