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是德国哲学家，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其思想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看法，但1、前交往期（1959-1968）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并不是简单的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对之作了重大的修正和改造，特别是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同学生运动决裂之后，这些修正和改造主要表现在： 1、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2、把左倾激进主义引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3、沟通“社会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 4、逐渐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哈贝马斯著作很多，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偏向社会学，一类偏向于哲学。 一、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论述了科学技术对现代生活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提出“劳动”、“交往行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以独特的方式论述科学在现在生活的消极作用，他认为，这种消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劳动”即“有目的的合理的行动”的“合理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劳动”的“合理化”已经得到实现。所谓劳动的合理化是指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那么，这种“合理化”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舍人成为物，使人成为工具，使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加剧了人的异化。
2、“交往行动”即“相互作用”的“不合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劳动的合理化，而劳动的合理化又造成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交往行动”的“合理化”意味着交往着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控制与压抑的生活世界上，“交往合理化”实际上就是“生活世界合理化”“交往行动”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这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招致歪曲，交往者从而也就陷于痛苦之中。
哈贝马斯以上的论述的目的无非是说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的社会效应是科学技术革命本身所带来的。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把科学本身的性质和科学在某种社会条件下运用的非人化倾向混淆在一起，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
二、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他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与19世纪中叶不同的趋势，这种不同的趋势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活动，还有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使得诸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这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什么影响呢？他认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其主要体现在 1、经济基础和生层建筑不再起作用。 2、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过时。 3、阶级斗争理论不能到处搬用。
4、生产力将不断起着解放人类作用的“信条”被淘汰。
5、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能用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科学的迅猛发展，的确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促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但绝不是像哈贝马斯所说，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过时”。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
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
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