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贱民与妇女
张贤亮的选材和构思，明显的与众不同。他同样选取不幸中的人物，但他们不论是农民或知识青年，一概都是农村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多是“右派”、“右派”子女或地富家属，在“文革”之前即为“贱民”。如“章永璘”、“营业部主任”等。他们身上既有悟性的自觉，又有理性的自觉。同时，理性的逻辑往往同悟性的逻辑相结合，使情味深浓的悟性逻辑闪出理性的光斑。劳动妇女形象的进入，又使张贤亮的小说蕴涵着浓浓的人情味、厚厚的真实感和活脱脱的人性化。这两类人物形象的选择与塑造，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章永璘是“贱民”的一个代表。在《绿化树》里，一方面在饥饿的威胁下，他为求生而挣扎，表现了精明的卑琐和顽韧的私心。在防守性的争强斗狠中（如一个黄萝卜和两个稗子面馍馍，一个小脸盆和一个罐头筒形成比衬）表现出不甘示弱的气质和决胜精神。一方面，他又运用自己觉醒了的自由感和解放感强化自己在精神上向道德、向真理迈进的脚力。
……我悄悄摸了摸枕头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本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来……（《绿化树》）
这里显示了章永璘自己双重性格的深痕。这个充满灵性的“饥饿的野兽”，他必须正视客观的境遇而压抑理性的自省，他还要运用求生的智巧。他把糊窗户的稗子面摊了煎饼，一张一张地吃掉，用三斤土豆换了五斤黄萝卜，一倒手赚了两块钱。他明明饿得要死，有一种难以抵挡的、不是从胃里而是从心底里高涨起来的食欲，但他第一次拿起马缨花给他的半斤多重的白面馍馍时，却很久不忍吃下去。他对马缨花说：“我不饿，给孩子吃吧。”再对孩子说：“我不吃，……留给你爸爸吃，好不好？”“……他捧着《资本论》，肩负着人世的灾厄，叩问历史的真理。他在一种绝
对不可重复的个人境遇中，艰难地寻索到一条同我们党内马克思主义者探导历史真理的道路相平行的道路。”【12】章永璘艺术形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是一个折射着历史畸形的无产者，
也是带有苦行色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和信仰者。因此，张贤亮作品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近似于“畸人畸行”，但张贤亮并不以畸奇取悦于读者。他是要从“贱民”身上探索真正悲剧之所在，从他们灵魂内发掘人性、人情之美，从造就这些“畸人畸行”的社会时代发现畸奇之处。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的性格特点同样也是如此。
马缨花、黄香久是劳动妇女形象的代表，她们是粗犷的，又是柔腻的；她们是卑俗的，又是圣洁的。她们敢于支配命运，主动创造幸福和夺取幸福。马缨花开“国际饭店”，黄香久用最粗俗的语言、行动，甚至图画表达她的思想、欲望。
没起色的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不是“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没起色的货！没起色的货！……（《绿化树》）
我浑身上下浇得透湿。跑进房里，她十分殷勤地给我打水，给我拿肥皂毛巾，一件件从我手中接过脱下的湿衣服。
“家里还是有个男人好！”她很满意地笑道。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她们对章永璘大胆而又含蓄地采用近距离的语气和情态，却没有一丝虚伪和轻薄。她们有一种带着赞赏、带着抚慰、带着疼痛感的爱情上的进取精神。她们没有文化，她们带着荒原人的粗犷不羁。章永璘也在不失一切时机地感受着她们的情与性的美质。不仅章永璘不能忘记，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劳动妇女形象身上，作者寄托了他对我国农村妇女的由衷的赞美之情。他以真挚的感情和极细腻的笔触描写这些人物，她们是近十几年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动人形象。
四、意境与诗情
意境和诗情在张贤亮小说中有机结合，使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辨证地统一起来，也就是用非现实主义艺术提供的某些审美潜能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完善其作品的审美内涵，从而客观上达到积极的审美效果。这又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
它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地上，给人一种轻盈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回去也踏着来时的足迹：均匀、整齐、毫不零乱，拐弯处弧线优美，精致得象一串珍
珠项链。我仔细地踩着她的肚子印走，象沿途把那宝贵的东西拾起来，一粒一粒地，一粒一粒地……装在我的心里。（《绿化树》）
读完这段文字，我们仿佛感受到诗的意境。一段走路的细节描写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洁白的雪地”、“弧线优美”、“珍珠项链”……尽现眼前。这段优美的文学信息在从事着情绪和感受的再生产。我们能从这里感受到章永璘接受马缨花邀请的那份喜悦。他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张贤亮的作品中，散布着不少这类含义深邃、景色优美的画面。这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量的奥妙之一。意境创造本来是诗词中的同语，而张贤亮把它引用到小说艺术领域，为其作品增色不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事实上，对于一切文学作品，意境的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境创造是加深作品容量的必由之路，它是情与理的统一，情与景的糅合，形与神的交融，它能够使有限的具体文字、画面，充满丰富而耐人咀嚼的内容。这一创作方法移植到小说领域，会使小说的形象、色彩、意蕴深厚丰满，显得抽象而又理智。
张贤亮的小说，于注重意境创造的同时，还很注重诗情的发掘与抒发。他的小说不追求奇异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追求那种有力量的情节，有心量容量的情节，尤其是有诗情的情节。因此，张贤亮的小说中洋溢着不能抑制的诗情。
首先，张贤亮小说的语言到处充满着诗情色彩。张贤亮用诗的笔法去组织文字，甚至会直接把完整的诗歌形式搬到小说中来，既感性，又蕴含着很深的韵味。如上面分析的一段，诚然，它是一首很好的诗，有着诗的韵味与风情。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诗情。其次，在题材的处理上，张贤亮注重诗的开采。《绿化树》就是篇美丽动人而又令人充满幻想的小说。章永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遇到那么崇拜他的马缨花，实是诗意的写实。他们忽即忽离的情感交往中无处不流淌着诗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同样如此，男女主人公前后的交往充满诗情。文章永璘结尾，章永璘期盼着寻找一个新的生活道路，于是他离开了黄香久，走自己所谓的
路。这正是诗情的美，艺术的洒脱。再次，小说的诗情，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人物形象复杂性格的富有诗意的描绘中。章永璘没有爱上马缨花，却成了海喜喜的情敌。海喜喜喜欢马缨花，却把她让给了章永璘。以及马缨花、黄香久和章永璘交往时有粗犷、豪放的一面，也有细腻、羞涩的一面。这一系列复杂的人物性格本身就蕴涵着诗情的笔调。只有用这样的笔调去描写、去议论、去抒情，才能使其作品在理性主义的光照下突出优美的艺术形式与韵味。所以，人物形象是诗的性格，又是性格的诗。这也是张贤亮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因此说，“《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是一部精彩的，有着深刻的人生意蕴和很高哲理品位的优秀小说。它用惊人的艺术画面，表现了人性的矛盾与人生价值追求的复杂性。它的审美触角已经超越了具体的真实发现和单纯的道德评判，而直接指向了人生价值的追求。”
【13】
五、雅言与俗语
张贤亮自己讲过，他使用的语言，“要洋就洋到家，要土就土到家。”因此，雅言和俗语这两类文学语言区分得这样鲜明，而又结合得这样融洽，这就使张贤亮的小说在语言上具有了雅俗相济的宽阔风貌，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又一大经验。
艺术会使人陶醉，思想也会使人陶醉。如果艺术和思想都是上品，那么这就是双料的醇酒。（《绿化树》）
这样精美的艺术语言使读者心中绽开了理性的花朵。这些词汇甩掉了方言土语，融贯了散文和诗的语言特点，读起来那样浅近、那样高雅、那样富有情味。
文明，不过是约束人的绳索，使一切归于人，发自人本性的要求都变得那么复杂，那么可望而不可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纯文学艺术语言，也促使人理性的思索。小说中还有“罗曼蒂克”、“哈姆雷特”等音译词汇，全部属于雅言的范畴。
同时，张贤亮在使自己的叙述语言包容丰富的感觉，有时候则把长句切断，保持了汉语口语的习惯句式，这些也都是雅言的范围。他的小说有时还融入音乐等其它艺术语言，来构造一种意境，去感染众多读者。可以说，雅言在表现小说
的史诗性、政论性和艺术性方面比俗语要深广、优雅。因此，张贤亮对历史、社会与艺术的观照越宽阔，越深刻，他使用雅言的可能性就越大。
张贤亮小说中还存在着大量乡土气息的俗语。一是靠熔铸了丰富实感的形象特色来表达。作品中提供了黄河前套地区一个活生生的切块儿。张贤亮在一系列事情纠葛中揭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生活习俗、心理活动方式、语言表达方式，他把所熟悉的西北和心理描写，尽可能有情有味有意趣地扑打到人们的感官里来。《绿化树》里，章永璘故意领取不能打浆子的稗子面“打浆子”，回来以后在板锹上摊煎饼吃。章永璘发现马缨花给他的死面馍馍上有一个中指纹，感动落泪……这些事情连同场景一齐提取出来，便是一首美丽的“风诗”。二是靠具有地方风味的语言来表达，也就是俗语的使用。
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 为什么嘴脸儿坏了？ 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
尕妹妹把我害了！ （《绿化树》）
小说中运用大量的地方童谣、民歌、民谚以及方言来反衬作品，增强其风格的表现力。上例中“嘛”、“呀”、“尕”富有地方风味。有些俗语运用不仅表现在韵调上，还表现在方言词语上。《绿化树》中的“肉肉”、“狗狗”的呢称，流行于甘肃、青海两省某些具体地方的青年爱侣之间。
……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支劳改队歌以诙谐的西北俚语叙述了劳改犯人一天的生活，用轻松滑稽的“宁夏道情”的调子谱成曲，表现出铁丝网里的乐观。这里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有着“诉诸情绪和情感”的“浪漫型艺术”（黑格尔语）的特色。因此说，“无论是对章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