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高考作文素材积累大师—人物篇 Kay
季老对温家宝总理说，“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岁。”“只要活着，脑筋就要天天不停。”
●文摘语录
“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二月兰》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清塘荷韵》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留德十年》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
【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留学欧洲，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季老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先生又是散文高手，另外尚有诸多的各类作品，总计上千万字。】
【季羡林：大儒无声亦有声】
在北京三○一医院，季羡林先生已经快住满四年了。
这是当初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在荷竹摇曳的北大朗润园家中，季先生最疼爱的大白猫一直等待着“爷爷”归来；更有一批又一批新生来到季府窗下，殷殷地向里张望，期冀能有奇迹发生。
(一) 季先生从6岁起即开始读私塾，9岁开始学英语，12岁读《左传》《战国策》《史记》，15岁学德语，17岁开始发表小说，19岁发表翻译作品，23岁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4岁赴德国主修印度学，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30岁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35岁起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一直做了37年，后来还做过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无数职务。
季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除了让中国学者望而生畏的、深奥无比的德国哲学研究外，数十年来主要从事印度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工作，还撰写了江河湖海一样汪洋四溢的大量散文随笔等文学作品。现在，《季羡林全集》已编到了32册，粗略一算，已经有一千多万字了，真正是著作等身，学问大师，当代鸿儒!
然而极为可贵的是，季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人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李玉洁老师曾多次感叹说：老先生想的跟别人都不一样，有时还特别超前。就见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在那儿想，我们跟都跟不上。
比如最让人震惊的是2001年9月10日，季先生去参加政协会议。发言时，他突然讲起在21世纪，中国和亚洲一定会上升，东方文化将会重新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潮；而美国则早晚要倒霉，因为它一天到晚做国际警察，哪儿的事都要插手，太霸道了，谁跟着它跑谁也要倒霉。季先生预言，尽管美国最富有和强大，但是当今世界谁也不能强加于人，因而美国必然要走下坡路，多行不义，人家都联合起来干你还不容易??
仅仅过了十几个小时，就从美国传来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季先生家的电话没完没了响起来，许多昨天还认为他讲话不沾边的人都深表佩服。而人们更想起早在二十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的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所以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当时他还援引歌德曾经怎么怎么说，恩格斯曾经怎么怎么说，梭罗曾经怎么住到瓦尔登湖简单生活，等等。那时，中国正处于一切为经济大发展让路的阶段，和谐与环保在中国根本还没形成概念，所以人们跟不上季先生的思想，有人公然表示不耐烦，认为他是老糊涂了，说话没把门的了；还有人公开批驳和反对。可是无论如何，季先生就是不松口，一再坚持说：“不和谐就不能稳步前进。”现在，时间驾着巨翅轰轰隆隆地飞到而今，当人们回头再看来路，不禁感慨再三，“老马之智可用也”(《韩非子》)，季先生的预见，印证了多少生活的真理啊!
我自己也有过两次亲身体验：一是去年中秋节时候，我受命请季先生为本报的“中秋专版”写一段话。在电话中，季先生边思考边问希望写些什么?我随口答，中秋节，就是图个团圆图个吉祥，比如“家和万事兴”等等都行，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政治词汇了。没想到季先生却不同意，说是家还没和哪。我立刻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哪——哎呀，多么睿智、多么博大，而又反应多么机敏、头脑多么清醒的大师啊!
还有一次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散文界大力呼吁散文革新，“新论”不少，其中还包括一些西方的新潮理论，确实使人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惶惑。当时已很少有人固守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以为陈旧缺乏现代意识，没有出路。但是季先生一篇又一篇，竭力作足传统散文的所有优势，让我在深深叹服的同时，也坚定了对传统散文的信心。季先生还给我写来一封信，直接手把手教我：“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散’字，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随’字。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不是最广义的散文，也不是‘再狭窄一点’的散文，而是‘更狭窄一点’的那一种。即使在这个更狭窄的范围内，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独特的真知灼见，使我猛醒，无论对我的审稿、编稿还是个人写作，都有醍醐灌顶般的教益。
多年来，每次见到季羡林先生，他都是佛像一般的平静。老人本来就话不多，对于没有意义的话题更是沉默缄口，简直木讷得像一棵老树。但是，你要是认为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和事佬，是只会哈哈笑的弥勒佛，是只会唱赞歌的拍掌派，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季先生是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对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批评，只不过他不是采取怒目金刚的方式，而是绵里藏针，微言大义，让你自己省悟。比如他在《纪念郑毅生(天挺)先生》一文中，有这么一段：
我于1946年来北大任教。那时候的北大确实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是胡适之先生，并不设什么副校长。他下面有一个教务长，总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学。还有一个秘书长，总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个学院的院长。全校的领导仅有九人。决不像现在的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这样伟大堂皇的场面??
这是典型的“季式文笔”，大师自有大师的风格，不是“噼噼啪啪”就砸过去了，先把你批个体无完肤再说；而是提醒，是劝解，是循循善诱，帮助你自己提高认识，慢慢把弊病改掉。季先生是对的，小到一个人来说，都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是国家和世界大事，绝没有一早晨起来就到处都是蓝天、白云，整个地球哪儿都是一片灿烂阳光的。 (二)
前些日子，有一件事在三○一医院引起轰动。各个科室病房，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议，显出很激愤的样子。然而当他们来到老爷子面前时，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是外省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某报撰文，严厉批评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虽然医生护士们不是专业人士，不懂学术，但从这几年跟老爷子的接触中，从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学界人士对老爷子的敬仰中，他们觉得自己能分辨出东西南北，春夏秋
这一天，季先生突然把李玉洁老师叫到身边，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的平静。说：“不用演戏了。”又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然后解释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见李玉洁老师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 有人胡说八道，对认识自己也有好处，无则加勉嘛。就怕一边倒的意见，都是吹捧，人就晕了，分不清好赖，就不可能前进了!”
待自己如此严，季先生对别人却是极为宽厚，太有长者之风了。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赞扬起来从不吝啬。每天下午的读报读书，当听到有熟悉的作家学者又写文章了，他都格外注意，还高兴得要命。比如他夸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写得好，有哲理，是能让人过目不忘、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文章。还夸邵燕祥先生的诗好，又有文采又有思想又有意境，说着竟然随口背了出来，把李玉洁老师惊得一下子就坐直了。过了好些日子，李老师还纳闷地跟我说：“诗是我给老先生念的。我念完就完了，一点儿都没怎么着，而老先生竟然就背下来了，你说惊人不惊人?”
这使我想起当年的一件逸事：90年代中期，我约季先生写写当代另一位大儒张中行先生。很快，季先生的文章《我眼中的张中行》就飞来了。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中有一大段断语，是季先生对张先生一辈子文章、学识的高度评价，请允许我引在这里： “他的文章是极富有特色的。他行文节奏短促，思想跳跃迅速；气韵生动，天趣盎然；文从字顺，但决不板滞，有时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能听到节奏的声音。中行先生学富五车，腹笥丰盈。他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谈禅论佛，评儒论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我们只听古人说“文人相轻”，又看过了太多的文人互相诋毁乃至“残杀”，却很少能看到互相佩服的，更少见如此之高的评价。季羡林先生把张中行先生的高明之处原原本本告诉读者，也把他自己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
什么叫“大师”?至少，我每每固执地认为，他必须真心做到了“学然后知不足”。还有大唐名相魏征的一句名言：“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季羡林先生都做到了。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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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周庆安）
【季老远去，我们还有大师吗？】
季老走了，人们怀念，回忆，追思；大师生平，历历在目，大师学问，深不可测，大师品格，高山仰止。虽然季羡林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但我们还是称他大师，一是显得我们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二是让外人知道：你看，我们还是有大师的。
大师走一个，少一个，大师有减无增，这叫人着急的。这和泱泱大国的气派不符，跟GDP世界前三的盛世气象不符。
虽然，我们可以钦定大师，“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一挂，“大师”往牌子前面一站，让照相机、摄像机一阵猛拍，大师就诞生了。
渴望大师，可以理解，但如此猴急地制造大师，是对大师的轻慢，甚至是侮辱。这种时候，真正有大师气度、大师品格的人，恐怕就要害怕自己跟“大师”有瓜葛了，要设法与“大师”划清界限了。“大师”日见众多之时，季老曾郑重声明，不接受人家给他戴上的“大师”帽子。
季老的走，至少让人明白一个道理：越想当大师，越是以大师自居，人家越不承认他是大师；越是不想当大师，公众越是认你为大师。 季老远去。我们从大师的背影收回目光，我们惘然：哪里还有大师？我们还有大师吗？
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师？是装点盛世？是显示政绩？是用大师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还是借大师的名声光耀自己的门楣？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大师，那就从无声的土壤开始。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就从爱泥土开始吧，就从清理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开始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我们自己愿意做泥土吗？没有名声，没有报答，没有所谓“成功”的光环，只有默默付出——我们有这个耐心吗？我们甘于寂寞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奢谈爱大师。
喧嚣只能制造小丑，而不是大师。■戎国强
【季先生走后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季先生走了，但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有形的著作，更给我们留下了无形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表达了他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国学大师”、“泰斗”、“国宝”这三顶 “桂冠”的愿望，以便还他“一个自由自在身”，这使我浮想联翩。
（一）在浮躁盛行、争名夺利的今天，季先生这一愿望的意义，不在于他或别人谁有佩戴这三项“桂冠”的资格和三项“桂冠”的标准，而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淡薄名利的榜样、一个谦虚的榜样、一个冷静的榜样。也是他面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奉劝。
（二）“国学大师”、“泰斗”、“国宝”的“桂冠”本是善良的人们对季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台讲演或表演的经验，当几十个灯泡照在台上，几个聚光灯同时打向你的时候，不论多冷的天，都会使你顿时感到热血沸腾，稍后就会头脑发热、头晕目眩，有一种过去人们常说的“架在火炉上”被烤的感觉。所以说，头上过多的光环对正常人来讲，并非么好事，会使人头脑发热、头晕目眩、胡说八道。
（三）我们常讲，社会就是一个人生的大舞台，这是很贴切的比喻。但很多人不论多热的天，都希望多戴上几项“桂冠”。有时在接过某些人的名片时，你看不清他的单位和联系方式，横在你眼前就是那不下十几个大小虚实的各项“桂冠”，这个会的理事、那个家的会员，要么就是名誉主席、顾问等不一而足。刚拍几部电视短片，就敢印上“著名影视编导”、明明是一个科长，还要加上一个括弧，副处级??我每每在看到这样的名片时，并无半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而是鄙视和蔑视。其实一个人的地位不是靠这些称呼来确定的，一个人越需要化妆，说明她越丑；一个人冬季穿得越多，说明他身体越差；一个人越没文化，越需要假文凭来招摇撞骗；一个越没有钱的人，才越怕别人说他没有钱而冒充大款??
（四）中国人喜欢给别人戴帽子，也希望别人给自己戴帽子。有时给别人戴帽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了等别人也给他戴上一顶或几顶“桂冠”。
（五）上帝为何只给我们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会太热，两个太阳轮番上阵我们则不得休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人和事就好了，不必为自己多戴几项“桂冠”，更不必嫌一个太阳少而给自己再加几个太阳。不论是两个太阳同时出现，还是两个太阳轮番上阵，这都是自寻烦恼。上帝既然给了我们一个太阳，那就享受好这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我们自己。
（六）季先生希望大家摘掉他头上的三顶 “桂冠”，也是深知一个人头上的太阳不能过多，每一项“桂冠”都像是紧箍咒，使人没有“一个自由自在身”。这是一种境界，需要自信和实力。当你不需要“太阳”，躲在小屋内做好自己的人和事的时候，太阳就会主动地破墙而入，照到你的头上。
（七）季先生的“桂冠”没有谁发过文，所以他的“请辞”也不必谁来批准，对一些人是有所启示和领悟，还是看到了新机会?这三顶“桂冠”不需要想“学雷锋”的人来拾遗补缺，而是宁缺勿滥。
季先生走了，他的“自辞三项桂冠”，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作者：西南偏南南）
【大师后继乏人忧思】
钱钟书、费孝通、巴金??，近些年来，每逝去一位民国时期即已名满天下的学人，人们都会在无限缅怀中感叹大师的凋零和后继乏人。季羡林先生的故去，则再一次让这个话题延续。
季老是全社会公认的大师。媒体评价说，季老辞得去国学大师的名号，却辞不去人们对他的尊敬。这不像时下某些人，虽被冠以大师的名号，却倍受质疑和批评。 在季老过世后，有网站登出“季羡林先生逝世之后，你觉得中国还有国学大师么”的问题，有近四成的人认为“季老逝世，中国再无国学大师”。 可见大师之难得，非寻常人，实在难以承载这名号。从每一位大师的成长历程看，也可谓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历经传奇而成大师。
像季羡林，他出身寒门，后求学清华，有幸受到陈寅恪等人教诲。1935年留学德国后，恰遇二战，只好留德苦学，但这十年，他得以亲炙世界级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权威，他回国已成学术权威，被陈寅恪引入北大。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师的，却是他归国后的经历：先被关进牛棚批斗，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然而，这段时间他却翻译了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并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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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的经历中，季老为人为学都有足以传世之处。他的安贫乐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让人称道。“未名四老”之一的张中行生前就曾在《负暄三话》中评价道：“季先生以一身而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他后来以副校长的身份却被新生及其家长当成“老工友”而为他们守行李的故事，更为“永远的大师”平添了一段传奇。
张中行评价季老的三个“难能”，每一个在现时代都是稀缺之物。季老学问精神，源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信条，但在今天，这样的信条却早已被各种粗制滥造和学术抄袭、剽窃所淹没。而且，近来人们发现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还频频闪现出校长、院长和著名教授的身影。
而为人朴厚和有深情的为人之道，在当下，却滑向了一个可怕的方向。近日陈丹青在一个名为“中国梦”的论坛上有精妙的点评，那就是滑向了怎样做官。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一种充满“官污染”的学术生态下，想要看到灿若繁星般的大师，几乎没有可能。一个真正的学人，只有避开浮躁和流俗，秉承前代大师的精气神，在坎坷中前行，在磨砺中坚持，在学问精深的同时坚守为人之道，也许慢慢的，他就成了大师。
二十、[萧子升]
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冲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
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1.个人履历
萧子升(1894—1976）——“升”字原作“升”，文字改革后一般都作“升”——字旭东，后来改名萧瑜，湖南湘乡人。
2.人物生平
萧子升比毛泽东小一岁，却比毛泽东高三届，是湖南省立一师的高材生。是留洋教师萧岳英 的儿子，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乡市萧家人。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萧子升、蔡和森与毛泽东。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人称“湘江三友”，毛泽东、蔡和森两位后来接受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则坚持信仰无政府主义，解放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文字教育事业。
【相识】
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解散前】
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青年团组织。由于意见不和，信仰不同，他们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最终，他们分道扬镳。
【与毛泽东分手后】
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了下去，终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
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谈话】
青年毛泽东与好友萧瑜曾有过一次关于中国家族制度的谈话。 毛认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作家庭的私产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的，夸大国家的观念和夸大家庭的观念一样是有害的。
毛认为萧对子女的观念有些奇怪，并认为国家应高于一切。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儿童将由国家扶养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应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有趣的是两个风华正茂，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年青人，谁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更未为此而翻脸。两人一生都在实践着自己的理念。
毛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立了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崭新社会，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让内受军阀涂炭，外受异族凌辱的中华民族好生扬眉吐气了一回。 萧也贸然走上了一条自选的无政府主义的荒郊小道，既反对国民党，也未因好友的辉煌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一生流落于欧洲、美洲。让人感叹不已。
【盗卖文物案】
源于国民政府当时内部权力斗争的构谄，此案当时影响很大，见诸各报刊，远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误信了报道。后来的调查证明，所谓盗卖文物纯属诬陷，80年代，《光明日报》对此还刊出过专门的考证文章，为萧洗清了冤屈。
3真相编辑
【一段旧事】
详述了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围绕故宫博物院的废存，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终因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和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继一番慷慨陈辞，故宫博物院终得善果。
其实，就在此后不久，故宫博物院里又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令人震惊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事件。而这场不光彩的闹剧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这位张继。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消息后，极为悲痛，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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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深切怀念。20年代，易培基曾任处理故宫事物的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委员。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理事会条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单。理事会在南京开会推定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煜瀛）为理事长，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为首任院长，张继（溥泉）内定为副院长，他们都是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了。但院长易培基不同意，事后他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芥蒂。张继是河北沧县人，1902年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参与了创立华兴会，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得到孙中山的器重。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被开除党籍。1926年张继作为西山会议派头目在上海主持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二大，成为国民党内三足鼎立的一方。1927年9月国民党内三派在反革命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张继于次年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太太崔振华在国民党上层社会是有名的“河东狮吼”，她为丈夫身为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元老，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司法院副院长并兼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席，居然无法操纵故宫博物院的大权而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待引发的炸弹。 根据国民政府任命，张继为故宫文献馆馆长，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为“故宫盗宝案”的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
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着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宫博物院先后分五批将13000多箱古物运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和张继提议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的提议。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李玄伯亲往经办的，于是张继怀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对李更加极为不满。
凭着张继的资历和在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多项职务，在故宫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致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满与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一个弥天冤案由此罗织开来。 崔振华起诉易院长李秘书长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宫博物院1931年冬天发售一批与文史无关的物品。 事情缘自1929年春，为保证故宫文物经费，几位理事提出处理无关文史物品的建议并拟定章则，呈报南京行政院。根据行政院批准的临时监察委员会规则，1931年6月故宫博物院聘请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临时监察委员会，商讨处置故宫无关文史物品事宜。临时监察委员会开会申述下列原则：一、处理的物品必须与文史无关；二、售出物品所得价款作故宫修建和印刷资用，不许别用；三、处理上述物品的办法暂定投标、拍卖两种。此后临时监委经常开，在具体处分物品步骤上议定为先药材次食品、再绸缎皮货。 不过在绸缎作价的操作上，当时为了鼓励多销，还规定了优惠价，凡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书长第一次买了两、三百元的皮货，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于七五折的规定。有人建议他再购两、三百元，连同上两次数目合算，超过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为了贪图小利，真的这样做了，结果授人以柄，成为他枉法营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为易案的第二号被告。张继夫妇和郑烈在易培基主持故宫文物南迁之时，企图利用故宫售物事件，贿买人证指控易、李。不想行事不密反被易培基抓住，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各报刊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反诉崔振华、郑烈联合舞弊的呈文。该文长达5000余字，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举证据说明崔郑勾结陷害自己的行为，报纸同时刊印出旁证材料的照片两帧。这份呈文是针对同年5月份崔振华控告易培基私占故宫古物的反诉；又呈文政府行政院和司法部，请求郑烈回避关于此案的一切审理过程。 然而，文人出身的易培基在这种场面哪是官场老手张继的对手。易的反诉非但没有在南京得到反应，相反，时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张继举荐的原古物馆馆长马衡代理院长，李石曾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 与此同时，崔郑一方面继续制造舆论、编织耸人听闻的“盗宝案”，一方面也意识到原来的起诉状只是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琐事，份量不够；欲彻底打垮对手必须将该案扩大为新的盗宝案，必须将案子转移到便于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办理，才能随心所欲地左右该案的审理。
【决心回击】
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刘崇佑作辩护人。了解到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着自动放弃起诉权。易本计划1月28日从北平动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从南京打电话给易，告知一切都办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听信其言，2月3日没有到庭，失去了说明真相的机会，也失去了民众对他的信心。自动放弃申辩在客观上给外界以心亏理屈的印象，各报纸均登载了易未出庭的消息。人们纷纷推测，看来易确有把柄，无颜以对法庭。这一回合，崔振华等不战自胜。 但张氏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们又操纵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真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者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者1496处；??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 由此，易案由处分物品、购买折扣以及会计帐目不符600元的鸡毛小案，又演绎成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的大案要案，其涉及的财宝之贵重、数量之多令人咋舌。身任公职的故宫官员竟然如此目无国法简直难以想象，真该千刀万剐——公众舆论倒向不利于易的一边。易有心辩解已无申诉机会了。 “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57岁。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未能立时到案”，“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此时，张氏夫妇仍不罢休。易去世后，崔振华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于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诉，告易培基、李玄伯、吴景洲三人。诉状列举该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发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没”，还列出“侵占书画594号，古铜器218号，铜佛101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12号、图章3号；珠宝，前案业已起诉者外尚有二号统由鉴定人慎重鉴定，出具鉴定书”。 此时，易案从1928年到1937年积非成是。而头号当事人已离世，二号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着，态度畏缩，不敢力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丢失一空，最高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连箱也不见了。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华意识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强加于人的罪责，掩盖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这样，这个沸沸扬扬长达8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却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后，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而此时一代文物大师、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却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
4友谊
【老家】
是湘乡萧家村桃坞塘，他比毛主席小8个月。他和毛主席都到东山高等小学堂（现东山学校）读过书。他前脚毕业，毛主席后脚进东山学堂。
【父亲】
叫萧岳英。萧岳英是湘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在省里也有名。萧岳英留过洋，人很开明，有人喊他假洋鬼子。他1907年到东山学堂教书的时候，把他儿子也带到东山了。东山学堂是新式学堂。
【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毛主席的表哥文运昌介绍进去的。还有种说法是毛主席自己强烈要求进去的。他到东山小学那年是宣统元年（1909）年，刚好萧子升毕业。 毛主席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时候，和萧子升的弟弟萧三关系很好。对毛主席影响很大的一本书，《世界大英雄传》就是萧三借给他的。 毛主席和萧子升这个时候，应该就互相认得了。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
毛主席给萧子升兄弟各写了篇文章，考进湖南一师。这是不对的。萧子升比毛主席早三年进一师。萧子升进一师的时候，一师还是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1913年毛主席考进第四师范，读了半年的样子，第四师范合并到一师。毛主席和萧子升又成了校友。
【萧子升】
萧子升有个外号，叫萧菩萨，是毛主席起的。大概是讲萧子升的性格好，人温良些，像菩萨一样。
他们都到一师后，经常玩在一起。他们年龄差不多，有共同语言。另外呢，他们又都 好学，都关心时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萧子升从一师毕业，是1915年。开始是在修业学校读书，徐特立介绍的。第二年又应聘到了楚怡学校。从萧子升毕业那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毛主席给萧子升写了13封信。这些信我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上看到过，大多数是谈论时事政治的。不过也看得出他们朋友间的感情蛮深，我记得有些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日来思念甚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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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一起去打过秋风。打秋风就是游学，跟讨米差不多，从这里到那里，一分钱都不带，拜访一些读书人家。从长沙出发，去了宁乡，益阳，安化，沅江。在宁乡，去了何叔衡屋里，去了密印寺。
好多书上讲，新民学会是毛主席创建的。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新民学会，应该讲，是毛主席和萧子升一起创建的。
刚准备创建的时候，萧子升取的名字是“新民会”。 “新民会”的名字来源于四书中的《大学》。《大学》里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么一句。毛主席取的名字是“新学会”。他们两个名字综合起来，就是“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第一次开会是在蔡和森屋里，长沙河西刘家台子（现在的新民小区）。萧子升的威信比毛主席还要大些，所以，开会选举，萧子升是总干事，毛主席是干事。解放后有些人讲，是毛主席让萧子升，应该不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萧子升、毛主席、蔡和森一起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缺少劳动力。最早发起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蔡元培是华法教育会会长，李石曾是副会长。他们看中了萧子升的才华，要萧子升做秘书。
萧子升做了华法教育会秘书后，和毛主席他们一起组织了五百多个学生去法国。萧子升和他弟弟萧三也去了，他妈妈把陪嫁的田卖掉给他们兄弟做路费。
蔡和森也去了。蔡和森到法国后，受苏联革命影响，希望中国向苏联一样。萧子升呢，是个改良派，希望靠教育改造中国。他们都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的想法和蔡和森的一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毛主席和萧子升有了矛盾。
1920年9月，萧子升从法国回来。第二年春，他喊人在老家桃坞塘的祖山上栽了很多杉树。栽完树，到长沙。从3月到7月，经常和毛主席争论。一个要改良，一个要革命。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在萧子升写的书上看到，共产党开“一大”，毛主席和萧子升是住在一起的。毛主席每次开完会，会上讲了什么，都给萧子升讲。他想把萧子升拉过来，也信得过萧子升。
1921年年底，萧子升又去了法国。3年后回来，在国民党北平市党委编《民报》，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那边做事，不过和毛主席还是经常有信件往来。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单，李大钊排第一，萧子升排第 二。
国共完全闹翻后，他们就没来往了。不过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抓起后，萧子升想办法救过，没成功。
一九三几年到抗战结束，萧子升又去了几次法国，后面一直在国外。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萧子升是馆长。这个图书馆1951年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
1976年，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
二十、[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是一部通过主人公一生经历去反映现实社会一系列矛盾冲突，宣扬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奋斗的一生，从儿时音乐才能的觉醒、到青年时代对权贵的蔑视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业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达到精神宁静的崇高境界。
1内容简介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 夫的许多事迹都是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作品主人公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一个小城市的穷音乐师家庭里。其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公爵的乐师，但此时家庭已经败落。老祖父很喜欢小克里斯朵夫，向他灌输了不少英雄创造世界的观念，这使他从小就产生了要当大人物的想法。
克里斯朵夫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习音乐，他早熟的音乐天赋引起了祖父的注意。祖父暗地里把他随口而出的片断缀成乐曲，题名为《童年遣兴》献给了公爵。小克里斯朵夫被邀请到公爵府演奏，被夸赞为“在世的莫扎特”。11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眼看孙子有了出息，祖父在欣慰中去世了。然而，他的家境愈发败落了，父亲整日酗酒，养家的重任过早地落到了他的肩上。克里斯朵夫在附近的一家豪宅找了一份教钢琴的兼职工作，并与和他年纪相仿的学生弥娜之间相互产生了好感，但在遭到弥娜母亲的一番奚落后愤然离开。此时，父亲也去世了。克里斯朵夫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
此后，克里斯朵夫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他的心绪烦乱，意志更见消沉，整天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在酒馆里泡。在这个时候，自小就教他安贫乐道、真诚谦虚的舅父再一次指引他走出了情绪的低谷，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有一次，克里斯朵夫去听音乐会，他忽然感觉到观众都是百无聊赖，而演奏也是毫无生气。他回到家里，把他所景仰的几位音乐大师的作品拿出来看，竟发现其中同样充满了虚伪和造作。桀骜不驯的克里斯朵夫随即发表了对大师们的反面意见。结果可想而知，他失去了公爵的宠爱，把他所在的乐队和观众也全部得罪了。一个星期日，他在酒馆里借酒浇愁时替一位姑娘打抱不平，和一帮大兵发生冲突闯下大祸，他只好逃到巴黎去避难。
在巴黎，克里斯朵夫陷人了生活的困境之中。最后，他终于在一个汽车制造商家里找到了一个教钢琴的工作。制造商善良的外甥女葛拉齐亚对他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克里斯朵夫继续着他的音乐创作，他用交响诗的形式写成了一幕音乐剧。然而，他拒绝一个声音庸俗肉麻的女演员演出自己的音乐剧，又给自己惹了麻烦，演出被人捣乱搞得一团糟糕，他气愤得中途退场。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音乐会，他教课的几份差事也丢了，生活又一次陷入窘境。深爱他的葛拉齐亚因无法帮助他而伤心地离开巴黎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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