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右派与“左”、右倾
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课本中，多次出现左派、右派与“左”、右倾的问题，“左”与右的称谓起源于何时？二者有什么区别的？
“左”与右的政治含义源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国民代表会议刚成立，在讨论王室是否拥有否决权时，出现的分歧。鼓吹给予王室以否决权及相应地位的议员，都坐在会议主持人的右边，反对者则坐在左边。政治分歧和位置安排之间的吻合，就使左派标志着符合历史进步，反映人民的主权和利益；而右派则不符合历史进步，妨碍人民的主权和利益的实现，甚至阻碍历史的发展。
基于这种政治上划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壮大起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就为自己采用“左派”这个称谓，左派纲领被视为实现无产阶级社会这一目标的象征；而右派纲领被看作是对这一历史必然趋势的阻碍和反动。
此外，左派和右派这些标记还成了鉴别革命运动内部思想意识偏向的衡量标准。在革命运动过程中，由于对革命过程的发展曲解、误解，而阻碍革命发展的，就是右倾；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热情的驱使而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或教条盲目，狂热地超越发展阶段，使革命目标不能实现的，就是“左倾”。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革命运动中“左”和右的偏差下了最为精辟的定义：“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例如，在我党历史上曾出现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左”和右都是错误的。从其根源上讲，“左”和右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都导致了相似的后果，损害了革命。在当前进一步净化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正如邓小平所讲：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
另外，解释一下：为什么左派的“左”字不加引号，而“左”倾的“左”字加引号？右派、右倾为什么不加引号？——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派内部的“左”倾，表面上是非常革命和激进的，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客观实际的冒险主义，所以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左，故而加引号。
（2002年12月15日完稿）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右”与“左”方面的经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1927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1927年7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从右倾投降主义改为机会主义——陈独秀一案新说法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错误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1927年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
独秀。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呢？据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一文透露，1927年整个3月份，苏联《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
——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谈起
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从一个前清秀才，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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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兼文科学长，进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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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中共五届中央的总书记。曾几何时，斗转星移，陈独秀成为“反对派”，遭共产党唾弃，被国民党判刑，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综其一生，与共产党关系最大。恰恰是陈独秀在共产党的这一段时间，许多资料长期不得披露，研究起来困难最多。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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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中国共产党1927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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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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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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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过避免的碰撞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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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坦率地说，“右倾”也好，“左倾”也好，未必是历史学家应该讨论的话题。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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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所展开，但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欠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随着俄、德、中三种版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27）》（文件集）的出版，这样的条件得到了重要的改善。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某些传统的说法，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更“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根据《毛泽东选集》中的说法，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
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这句话，逻辑上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因为党初创时期“幼稚”，所以才选了“幼稚”的陈独秀来做总书记。
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它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年夏天。这一年的9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4个月前，即1920年5月1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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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1920年6月间，陈独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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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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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它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1920年5月到上海，到1921年1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它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1922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1920年九十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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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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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相信，中国从1911年帝制被颠覆之日起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到共和的革命转变，陈独秀也不例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革命要“两步走”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到第一位来。此后的陈独秀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乃情理中事。但是，他长人之处在于，他毕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民主派”与“君主派”的斗争在中国其实依然存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应当支持，而遇着“民主派”反对“君主派”的斗争的时候，“吾党”应该帮助前者反对后者。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1920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1921年7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有所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它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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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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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执行。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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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CY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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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甚至有人极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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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4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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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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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国民党革命成功。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
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兼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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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绝不可能。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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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
1922年8月12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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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它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月28－30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一年以后报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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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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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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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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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1922年8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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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2月5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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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