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出世到入世，新禅宗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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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道教，全真教，入世显著。新道教一方面沿袭了新禅宗所开始的人世苦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受了儒学的影响。所以他们才更进一步地讲“事父事君”。 ——461页
名教的危机，实际是礼教的危机，魏晋时期君臣关系、家庭伦理等一些传统规范受到破坏、质疑和挑战，陷入危机；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即为后世所常道的情与礼的冲突。
1、新禅宗，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把“此世”看成绝对负面而予以舍弃。这一性格本来和中国人的强烈入世心理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思想自先秦以来即具有明显的“人间性”倾向。中国古代思想中虽也早有超越的理想世界(即“彼世”)和现实的世界(即“此世”)的分化，但这两个世界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并不象在其他文化(如希腊、以色列、印度)中那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2、新道教，全真教受到禅宗的影响，也有入世与苦行两个维度，如丘处机。
儒家伦理的新发展：
“天理世界的建立”——新儒家的“彼世”，新儒家因禅宗的挑战而全面的发展了自己的“天理”世界，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此世”与“彼世”的区别：以宇宙论而言，是“理”与“气”；以存有论而言，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人文界是“理”与“事”，在价值论领域内则是“天理”与“人欲”。 ——482页
“敬贯动静”——入世作事的精神修养：“敬”在入世活动中实为一种全神贯注的心理状态“执事敬”（动、精，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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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的精神：
商人与儒学：商人之所以对儒学发生严肃的兴趣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儒家的道德规范对商人的实际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明清商人伦理：勤、俭、诚信不欺。
新儒家建立“天理世界“从佛教手上夺回失去已久的精神阵地。程朱理学和陆王之学的不同！
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
内圣是为了追求外王！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本篇的主旨在讨论明清社会变动与儒学转向的关系。在社会变动的范畴之中，作者强调了士商合流和专制政治两个方面，而且对前一方面所论稍详，对后一方则仅略举例以示一二。这并不表示本篇所论已足以概括当时社会变动的主要内容。儒学转向包括了宗教化的途径，而与释、道两教合流，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