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农业的发展依旧缓慢，城镇与农村的个人 收入分配差距仍旧十分明显。
3.1.2 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
我国在 1978 年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分配、消费等各方面都是由政府计划进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们吃大锅饭，搞绝对平均主义。然而事实证明，在这种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极差。这就导致了资源浪费，经济效率低下，社会发展缓慢。可见计划经济体制有其明显的缺陷。1978 年以后，我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效率得到了显著地提高，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工人开始逐渐有了竞争意识，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然而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变大。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现共同富裕”。但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后，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所处环境、知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仍处于贫困状态。 首先，初次分配时的分配秩序混乱。一方面，政府部门收入偏高，而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偏低。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水平远高于其他企业的职工，如津贴、奖金、实物分配等。国有企业职工公积金、养老保险都优于其他企业的职工。公积金、养老保险都是企业负责大部分的费用，而私营企业许多不愿支付职工保险的这部分费用，所以私营企业员工的保险得不到保障。此外，公积金、养老保险等部分都是交的多最后就得的多，这些都无疑都间接地扩大了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垄断行业在初次分配时的收入高。垄断行业由于其自身的优势，缺少竞争，收入高于其他自由竞争行业。 其次，再分配方式不够完善。再分配主要靠税收、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等方式进行。财政转移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累进税则进一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社会保障为没有收入能力的人群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然而，我国再分配的方式不够完善。财政补贴往往到不了最需要的人手中。国家拨款下来，向下一级补贴款便少一部分。到最后真正到了需要补贴的人手中的部分远远低于国家的计划数额。税收方面有人偷税漏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不够。而那些经济展较快的地区高收入者较多，税收来源也比较多。所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往往监管不严格。此外，税务机关对收入的来源与数量难以掌控，职工工资收入部分的税收由财务扣
除，但其他形式的收入上缴税款则有许多监管漏洞。
3.1.3 产业结构不合理
首先，我国对沿海地区、直辖市等地区有许多政策性的扶持。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地理环境及现有产业结构不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因此，我国政策上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发展成为发展的趋势。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投资等都有许多优惠政策，如成了经济特区、税收优惠、引进外商投资等，促进了产业升级。加上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东部地区迅速发展，经济效率显著提高，居民收入也普遍提高。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依旧缓慢，地区间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此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许多地区仍主要靠第一产业带动当地经济。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的收入水平要高于第三产业落后的地区的收入水平，这样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就显示出了扩大的趋势。其次，我国对一些高新产业有许多政策性扶持。对高新产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这些产业进行补贴。这些尖端产业具有高产出高效率，同时参与这些产业的人群具有高学历、高收入。不同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不同，因而不同产业的收入水平不同。高新产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农业以及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新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我国理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然而高新产业本身就属于高收入行业，再加上政策的扶持，使得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加大。再次，对垄断行业的监管不够。垄断行业的收入明细高于其他自由竞争的行业。垄断行业由于其内在的优势，在定价服务等方面都不完善，消费者只能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垄断行业的收入偏高，而政策方面对垄断行业的约束还不够。
3.1.4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得不到保障，进一步增加了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对教育的保障不够。低收入群体、发展落后的地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的受教育年限一般低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低收入家庭难以支付子女高等教育的费用，而没有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收入普遍偏低。发展落后地区的孩子的学习条件、师资水平严重低于发达地区。因而，所处的环境以及知识水平的差距直接导致了获取收入能力的差距。 第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够广泛。真正贫困落后的地区还没有完全覆
盖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及贫困地区依旧存在看病难等问题。第三，进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资金匮乏，真正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远远低于贫困地区需要的数量。且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方式存在缺陷，资金运用的效率低下，使得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以解决贫困地区的所需解决的问题。第四，取得社会保障的评定标准不够完善。不同地区的物价水平及收入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在评定获取社会保障资金或住房的条件时标准不合理。
3.1.5 不可控成因
有许多影响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使政府政策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既定因素。这些因素都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第一，自然、地理因素。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资源分布不均。资源丰富、沿海城市的收入自然高于资源匮乏的地区。有些地区靠旅游业发展，有些地区利用当地的土地矿产资源进行开发。这些因素都会带动当地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投资、就业、居民的收入都在增加。而地理因素不好的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困难，这样就使得地区间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第二，个人禀赋。人与人的天资禀赋不同。先天的智力、体力、健康程度因素都会导致收入的差距。但这些因素都是随出生就决定了的，我们自身无法控制。
4 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尽管我国的收入差距总体来看是比较合理的,但由于存在分配权力不平等、分配监督不到位等问题,造成非市场化、非法的收入分配现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在微观和宏观上都难以按照公平与效率的标准进行分配,所以采取有必要对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调节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更加合理化。
4.1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
分配秩序混乱是当前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规则,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的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为此,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体,打破行业垄断,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抓手,严厉惩治各种假冒伪劣和价
格欺诈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及各种合法权益;同时,规范各种收入来源,全面实现收入货币化,增加收入的透明度,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4.2 积极利用枕收政策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虽然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能更有效地提高货币资本的效率,激励人力资本开发,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效应。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然察赋差异带来的贡献率不同,势必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这就要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为此,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加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应尽快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对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应税收入项目实行综合征收。由于近几年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职工下岗等因素对个人收支状况影响较大,可适当调高起征点,同时加强税收的累进调节,严格征管。其次,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主要是对个人去世后遗留下的财产的征收实行累进税率制度。由于遗产税的起征数额较高,广大中低收入者去世后遗留下的财产一般达不到起征点,因而遗产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高收入者。国际经验表明,开征遗产税有利于抑制社会成员间财富占有的悬殊,也有利于平衡公众对社会财富不均的心理反应。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富人纳税后,仍会有较高的收入,如果辅之以遗产税,可对富人生前未消费而累计的高收入再次进行调节。
4.3 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形成有序引导的城市进入机制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依靠农业收益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边际可能性基本上趋于零,而通过非农收益来改善其收入水平的潜力也不大,唯一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城市化的大规模转移,改善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的非农产业部门。因此,加大城市化力度,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实行大规模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农村也可考虑加速城镇化进程的发展。
4.4 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调节地区收入差距
解决我国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关键是于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因此,
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积极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尽可能缩小地区间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异。改善设施条件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政府应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向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方向流动。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以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自身的竞争能力。
4.5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功能
一是建立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把反贫困纳入法制化轨道。为此,要制定国家反贫困法,确定反贫困的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明确各相关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使反贫困走上持续、有效的道路,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范围应逐渐扩大,由公有经济部门向非公有经济部门延伸,由城镇向农村延伸,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使农村扶贫制度化和规范化。三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特别是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和扶贫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对部分困难地区,要实施更有力的转移支付,同时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方式与手段,以保障最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为最低收入标准,尽快遏制中低收入群体相对扩大的势头,遏制困难户和最低收入户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下降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