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在国外也称为“公务员犯罪”或“白领犯罪”，由于侧重点不一样，各国对职务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我国通常所说的职务犯罪并不是刑法上的专门术语，它既不是一个法定具体罪名，也不是法定的类罪名，而是法学研究者对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的概称。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牟取经济利益或者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职务犯罪作为腐败的极端形式，在本质上是权力的异化和失控，是腐败现象中最为突出的表现。
在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检察机关负责管辖，共有54个罪名，具体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贪污贿赂犯罪，包括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12个罪名；一类是渎职犯罪，包括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枉法罪等35个罪名；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包括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等7个罪名。有关特点不再重复，以前已讲了。
职务犯罪损害了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使公共权力成为超越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成为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因而它亵渎了公务活动的神圣与尊严，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廉洁性，相对于其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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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造成的潜在影响更坏、更深、更广，因而危害更大，更需要予以严厉打击。
（二）当前职务犯罪的发展态势
客观上讲，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推进，打击职务犯罪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某些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仍呈现易发、高发趋势，大案要案的遏制还不理想。这些严峻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职务犯罪的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贪官职务越查越高，“一把手”犯罪突出。10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已由1999年的2200人，增加到2009年的267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由136人增加到204人，省部级干部由3人增加到8人。就河南省而言，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十年来。从查处的情况来看，“一把手”犯罪越来越突出。山东省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处的700多名县处级干部中，担任“一把手”的占57%。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案，牵出40多名“一把手”;湖南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牵出76名“一把手”；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所辖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牵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与此同时，“一把手”的案件大多是串案、窝案，往往涉及一批干部。不仅本人毁了，而且往往容易带坏一个班子，影响一个地区或部门各方面的工作，甚至影响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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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职务犯罪的领域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执法领域发展，涉案领域越来越宽，涉案数额越来越大。从近些年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看，腐败现象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执法领域蔓延，从直接管钱物的部门向负责审批钱物的管理部门蔓延，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蔓延，不仅涉案领域越来越宽，涉案的数额也越来越大，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上千万。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全国共查处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平均每年7051件，最高案值也在不断刷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人民币4109万元。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在任职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利用职权为其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河北省委原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非法受贿共计人民币1700万元。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1.1亿多元，其单笔受贿数额高达8250万元，创下单笔受贿历史最高纪录。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从2001年8月到2003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平均每月受贿170多万元，平均每日受贿5万元，有一次1670万元放在16个旅行包里，从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个人搬完。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对领导干部诱惑力增大，一些领导干部的贪欲极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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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职务犯罪由个体犯罪向群体犯罪、网络犯罪发展，地域性窝案串案增多。从近几年揭露的大案、要案中发现，职务犯罪已突破了个体犯罪的界限，由多个层次、多个岗位的掌权者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互相利用而形成一个纵横交织的腐败犯罪网，往往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涉及人众，涉及社会方面多，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网络性特征。厦门远华案和慕绥新、马向东、李真、马德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厦门远华案有近200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涉案单位达到28个，上至公安部、海关总署，下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乃至一些基层的企业都牵扯进去。不仅如此，该案还超出福建涉及许多省份的党政机关和军队领导干部。被称为“广西现象”的广西系列腐败大案中就是以权力结构为媒介构筑的“官系网”形成的，上面是大的“官系网”，地方有小的“官系网”。职务犯罪的群体性特征还表现在由领导干部个人实施犯罪向以家庭血缘关系为背景共同实施职务犯罪的转变，是职务犯罪通过家族关系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标志，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隐蔽性。一些领导干部表面上清正廉洁，暗地里却唆使、纵容自己的亲属大肆收受贿赂，或者由亲属开公司、办实体，自己隐居幕后操纵，利用手中权力为其牟取暴利。据有关部门对3000多起案件的分析，家庭成员共同犯罪有510起，约占17%。河南沁阳铝电集团总经理秦瑞歧职务犯罪案中全家十口人被判刑。职务犯罪的群体化、网络化发展，标志着腐败已进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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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阶段，腐败将更趋复杂，反腐败斗争将更加艰巨。
四是职务犯罪的手段由简单向多样化、隐蔽化发展，案件查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腐败现象也由直接转向间接。有的从谋求一时一事之利的短期行为发展到长期进行感情投资，从直接向行贿对象行贿发展到通过其亲朋好友或其身边工作人员“间接”、“迂回”行贿，有的甚至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还有的从直接的金钱贿赂发展到美色、古玩字画等贿赂。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调查表明，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中，95%以上有情妇。《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了“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惑”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美色诱惑和性贿赂”。权色交易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情人身上花费3000多万元，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有9个情妇，仅在一个黄姓情妇身上就花了1500多万元。犯罪手段的多样化、隐蔽化，一方面说明犯罪的行业性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十分激烈，必须加强专门机关的工作，加大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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