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31部队
抗战时期
1935至1936年间，日本在东北设立了两个极端秘密的机关：一个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它是在石井四郎主持的实验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另一个新设立的“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1941年后，这两个机关分别改名为“第七三一号部队”和“第一百号部队”，由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直接总指挥。
“第七三一号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地区，专门建造了一座小城。该部及长官是石井四郎，有3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拥有大量实验设备，下分五处，?? 日本法西斯匪徒，测验细菌武器的主要方法，就是采用了有系统目的和大规模的对活人的直接试验，其试验对象即是被日本宪兵机构确实为要刑讯致死的中国、苏联和其他参战国的爱国分子、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成员、被俘战士以及和平居民。主体项目的实验者多是中国人和苏联人。其试验手段包括注射、感染、炸伤、打活人靶等，残忍至极。
据当时参加试验的日本匪徒供词：“自1941——1945年间，仅于通过七三一部队实验而杀害的人也不下3000人。”而且死者都被运送往特别火葬炉中焚毁。
抗战结束
美军在东京审讯有关日本人时，得到有力的证实。他们说，石井四郎及大量随员于1940年8月，携带了70公斤斑疹伤寒菌、5公斤霍乱菌和相当量的被感染了鼠疫的跳蚤，飞往杭州进行细菌武器实验，曾投放到宁波、金华等地。1942年7月，石井四郎又携带了130公斤伤寒菌和鼠疫及被感染的跳蚤到华中地区投放，石井四郎在1939年冬向别人讲述，他曾在东北山区投放霍乱和鼠疫菌取得了效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有300多颗各种类型的细菌弹被销毁。
根据日本“赤旗报”揭露：
日本法西斯为进行试验起见，曾将动物的血注入人体中，并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还将被弄死的中国抗日战士的头和躯体，加以肢解，运回日本，以供研究之用。
更为罪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为研究防止梅毒，竟丧尽天良的先使中国妇女染上梅毒，再以妇女人体进行防治试验。七三一部队还广泛地进行冰冻人的非人性试验。刽子手们强迫把被实验者的手和脚放在特制的冰箱里，直到四肢冻伤或四肢烂掉，然后再带回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侵略苏联期间，以寻求防止四肢冻坏的某些办法。死亡于此项实验的中国军民也无计其数。
731部队试验中解刨妇女 试验后被害人的手指
二、旅顺大屠杀 事件经过
日军攻占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最高字认为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后经考察生还者大概约8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
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该书也记载了血肉模糊的日军战俘尸体。
据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描述：“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角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打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
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事件报道编辑
日本国内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歪曲报道
旅顺大屠杀之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收买。“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则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的还有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日本的《日本邮报》、《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冒死查证
由于日本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掩盖、矢口否认。1935年，孙宝田冒死进行查证，证实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为两万人……
孙宝田
冒死查证旅顺大屠杀的孙宝田[4]
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1910年起，他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十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大连金州人，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同窗。
1929年春，他与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毕维藩一道，被溥仪的顾问罗振玉收为弟子。罗振玉自1928年起定居旅顺，其大云书库随时对这两个弟子开放。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王季烈为师。
1935年5月，孙宝田出于民族义愤，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
“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死难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5]
“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孙宝田查实，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为两万人，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一倍！
当时，旅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孙宝田完全是冒生命危险去查证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人数的，其风险不言而喻。
1944年，为强化殖民统治，日本人酝酿了“改名”阴谋，妄图把旅顺百姓的姓名全部改换成日本姓名。日金州“民政署署长”河也占男专门叫来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金州会会长曹世科，进行部署。
随后，曹世科召集旅顺各界代表开会，商讨对策。曹世科、孙宝田（教育界代表）等15人联名上书，坚决反对。河也占男虽十分不快，但考虑到日军的战局处于低迷状态，也不敢一意孤行。“改名”阴谋遂不了了之。[4]
真相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