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任命的，因此导致下属干部必须听话、服从，工作中主要对校领导负责。人们常说的机关作风，就是指在管理中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不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如有时对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不理解、不尊重，对教师管的多，热情服务少。多数高校虽然有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工会及教代会，但有的是形同虚设，并无实权，因为有权利很大的行政机关存在，而且这些委员会及工会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是由党政主要领导兼任的，官气很浓。因此，教授及教职工权利被边缘化，处在一种“说不上话”的状态。
五是分配制度向机关倾斜。有些高校的行政部门直接掌管经济的权，包括创收权、分配权。因此，机关干部、行政领导活的的利益比一般干部、教师高得多，有些部门除了享受学校奖金外，还自发小奖金、补贴，名目繁多。学校内部甚至出现了“利益集团”。由于权力差距、利益分配差距很大，导致有些教师不安心教学、科研工作，一心想挤入行政机关谋取行政职务，因为“拥有行政职务，就意味着拥有相应的项目审批权，意味着能够占有更多行政资源、学术资源”一位大学讲师曾在《年终奖，我不满》中说“助教800—1200元；讲师1500—1800元；正副教授2000—3000元；一般科员5000—6000元；副科至正科级7000—9000元；副处至正处级18000—21000元，副校至正校级金额保密。”[2]可见在高校里“学而优则仕”已成为教授追求发展的一条渠道。 二、高校行政化的危害
（一）高校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渗透到学术领域。
高校内部行政机构很多，行政干部很多，官气很重，官本位已渗透到学术领域，“在一些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谋官、官谋学术的现象。”不少高校在申请“973”或“863”重点项目及人文社科方面的项目，大多数都是行政官员领衔，因为他们知名度高、关系多，容易申报批准。有些校、院领导者学术水平并不高，依靠行政特权，做了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项目负责人，而真正有学术水平的教授、专家被排除在外。“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在官场，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3]大学行政化，即有行政部门主导工作、主导学术，抬高了行政干部（官员）的地位，在教学科研学术领域等方面，对行政干部、校领导“关心备至”，“照顾周到”，削弱了教授的地位，挫伤了教授、专家的积极性，要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
是纸上谈兵。
（二）高校行政化，影响了大学自主权的发挥
高等学校是事业法人，本应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高教法》明确规定了高校有七方面的办学自主权。由于外部和内部的行政化，影响了自主权的落实和发挥。高校自主权不落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管得太多，权力太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有些高校不敢行使自主权，因此不仅从外部找原因，内部因素也不可忽视。高校领导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财政又掌握在上级机关和官员手中，导致有些人唯上是从，看上级领导眼色办事，关注上级对他们的看法，大小事都要请示汇报，迎合领导的需要，没有个人主见，本该有自主权却不敢行使，更谈不上勇于进取、开拓创新。
（三）高校行政化，影响了大学民主管理的实施
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内涵，其中民主管理是核心。民主管理是依法治校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的保障。民主管理就是要广泛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让他们有参与学校事务、参与决策讨论的机会。由于行政权力过大，行政干部是上一级任命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按上级指示办事、对上级负责，领导意识很强、民主意识很弱。不听取下面意见照常可以工作，照常得到上级赏识。由于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大，事无巨细由行政部门包办，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乃至广大教授的作用发挥不了。教授是大学的中坚力量，许多人不仅是某一学科、专业的专家，而且熟悉教育规律、学术规律，理应可以在办学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国高校由于行政化管理起主导作用，行政权力代替了学术权力，教授乃英雄无用武之地。
（四）高校行政化，导致大学难以办出特色。
长期以来，大学成了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部门，机关设置都是与上级对应的，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从招生、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培养方式都是统一管理、一个模式。教育的基本规律之一是因材施教，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基础、素质、价值追求都是不一样的，教育必须因人而异。由于自上而下都是行政化管理、同质化管理，不可能因校而异、因材施教。上级部门对学校的考核、评估是统一标准、千校一面。学校为应付上级的考核、评估，对学院和系也是统一标准、统一模式。正因为这种行政化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所以扼杀了学校的个性，扼杀了学
科、专业的个性，也扼杀了学生的个性，难以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
（五）高校行政化，助长了官本位，不利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高校行政机关是权力机构，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的工作都归他们管，教授们归他们管，还有向他们汇报工作，往往被冷眼相待，教授既无尊严又无地位。在行政化主导下，学校利益向行政部门倾斜，向“利益集团”倾斜。如幼儿高校为校级干部每人配备一辆专车，即使住家离学校近在咫尺，也要专车接送，公事、私事家事都用公车，教授要外出办事到马路上打出租车。在福利待遇上对机关干部照顾比较周全。不少教师对这种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甚至心灰意冷。有些从国外回来的教授说“我们好像进了衙门，而不是校门。” 三、高校行政化的成因分析
高校泛行政化的成因十分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外部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过多，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力量的不平衡。从校长任命、机构设置到教师编制，从课程设置、学位设立到招生名额以及入学条件、学费标准等等，全都由政府规定。高校内部也按政府机构来设置相应层级，连系和教研室也搞成行政任命，表现出“官本位”和行政化色彩。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教师几乎没有发言权，甚至对学术事务的自决权也受到行政人员的干涉。其成因有以下几种： （一）受传统政府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的行政集权国家，在中国只要有权利就好办事。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被大多数行业所借鉴，同样也延伸到了高校内部。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出发，到海外取经，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管理模式，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行政权力运行模式被高校移植的局面。但是，由于中国传统封建集权思想严重，加之过大的变革会损害一些当权者的利益，阻力较大，效果并不明显，还不足以扫清两千多年来不断强化的专制统治残余。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所谓计划经济，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而解决三个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
是政府因为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是按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建国后，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不按市场规律配置，而是按国家计划分配。计划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为保证指令性计划的贯彻执行，需要从上到下建立完整的行政指挥系统，同时还要把相当部分经济组织行政化，借此对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经济事业、经济活动乃至人民生活，制定和下达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任务，制定和颁发大量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法令和各种具体规定。”[4]这样，行政权力就自然扩张到了高校，导致高校泛行政化。 （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外儒内法”，因此形成了全能政府、官本位及人治等政治观念。所谓全能型政府，即改革开发以前的全面直接的“统治型政府”，对于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要过问，并且对其进行控制，所以高校也不例外。作为主管教育的教育部将各个高校划归为其附属机构，统一发号施令。中国官本位自古就根深蒂固，人们都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职高低位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而一旦拥有了权力，成为领导那么夏季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所以这就是高校中从普通教师到教授把主要精力放在谋求行政权力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高校领导任用方式的影响
我国高校领导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由教育行政机关任命。教育行政机关将一些党政机关的人员任命为高校的领导，一些党政机构中升不到更高位置的官员便成为高校领导，一个不懂教育的党政机关的领导来到高校仍习惯采用行政管理办法，不密切联系群众，就容易导致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过度的整齐和统一，大大减少了大学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也是和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缺少创新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行政权力扩张性的影响
与立法权的被动、司法权的“不告不理”相比，行政权具有积极主动地特点，而由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首长对本政府或本部门的工作负全面责任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使作为行政首长的个人极有可能大权独揽，实行行政专横，导致权力扩张。由于我国相关理发的滞后以及群众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行政载量权难以受到有效的制约，行政的随意性极大，自然助长了高校行政化。
四、高校行政化的应对策略
高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承担着传播知识、延续本民族及人类文明、价值的重大使命，这是任何行政权力以及其他权力所无法承担的。所以，高校必须对行政权力加以抑制，防止行政权力恣意扩张。诚然，大学去行政化并不等于去掉行政体系，不等于没有行政管理，但这种行政权力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凌驾于学术之上。行政权力的盲目扩张必须受到限制，行政权力必须以服务于学术创造为其基本目标。治理到校行政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优化行政权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出来明确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基本制度。高校党委主要发挥领导及监督作用。校长应是日常工作的管理者和决策的执行者，从大学学术发展的根本点出发，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高校应依法制订章程，并依照章程管理学校，是学校章程发挥限制行政权力、保障资助办学的效力。根据需要，可建立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让理事会或董事会成为具有智力权威的集体决策机构。高校内部要从机构改革入手实行大部制，缩短管理层次，实现二级管理，赋予下级更多活力，提升员工的适应力。要调整职能部门职责，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过程管理为目标管理，强化咨询和服务功能，建立和健全以学术和学科为中心，一二级为重点的管理运行机制，建立一支专兼职结合的、高校的职业化行政管理队伍[5]，优化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服务水平。 （二）实行学术本位管理
高校去行政化，从内部关系来讲，就是重构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因此，高校作为教学 学术研究机构，要彻底改变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明确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界限，严格限制行政权力放大或对学术权力进行干预，实现以学者的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本位管理。崇尚学术权力与树立学术权威是高校发展与创新的基本要求。高校去行政化意味着教授治校、学术至上，承认教学、科研的一线教师、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从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看，以教授为代表学术力量应该取代以行政为中心的权力系统[6].因此，影全面实行“教授治学”，设立教授委员会，明确教授委员会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