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狗牲初步研究
李志鹏
【作者简介】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方向：动物考古与三代
考古。北京市王府井大街27号， 100710。
墓葬中随葬狗牲是商文化一种较为常见的葬俗，尤以晚商时期最为流行。但这种葬俗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少见学界的讨论。商文化墓葬中的狗牲也罕有动物考古学的专门研究，因此其中蕴含的诸多考古信息，也往往遗失。本文尝试对考古文献中商代墓葬中的狗牲进行历时性的梳理，并对狗牲与墓葬等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由于笔者近年来整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的契机，对其中孝民屯遗址出土墓葬的狗牲进行了动物考古学分析，因此对墓葬狗牲死亡年龄结构等得以有一定的了解，在此一并予以讨论，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一 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狗牲习俗的起源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以犬为牲、以犬随葬的习俗主要见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分布的海岱地区i[1]，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以狗为牲的现象一直有零星发现，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中期的 灰坑H22埋葬1猪3狗，汝州中山寨遗址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灰坑H56分三层埋葬2猪2狗1人，河南灵宝涧口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灰坑H7埋葬1猪1狗，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龙山文化灰坑H231埋葬2羊2狗1猪，但在新石器时代时期一直未见墓葬中随葬狗牲这一现象。
到了青铜时代早期，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出土了500多座墓葬，但无一墓发现有随葬狗牲的现象，而且随葬动物的现象也罕见。到了二里岗文化下层时期，在
郑州商城铭功路西侧发现有15座小型墓，无一随葬动物，其他区域同一时期的33座墓，无论随葬青铜器的中型墓或无铜器的小型墓，都无随葬动物现象。但到了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阶段，铭功路西侧的墓葬发现15座，其中5座随葬铜器与玉器的墓葬有腰坑，4座腰坑中随葬狗骨架，仅1座有腰坑无狗。其他无铜器的墓葬中，除一座墓为瓮棺葬无随葬品但却有腰坑并埋一狗外，均无腰坑和殉狗。在郑州商城其他区域随葬青铜器为主的墓葬16座，11座有腰坑，其中8座腰坑内殉狗，而未随葬铜器而以陶器为主的墓葬22座，其中4座有腰坑，1座随葬狗，随葬狗的墓葬出有玉器，随葬陶器也相对较为丰富，至于无随葬品的墓葬无一例有腰坑或随葬动物。说明这一时期是中原地区墓葬随葬狗牲的开始阶段，而且狗牲在墓葬中的使用与墓葬等级有密切的联系，一般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中多随葬殉狗，陶器墓与无随葬品的墓葬基本不见殉狗，即使偶有发现，也是这一类墓葬等级较高者或拥有一定财富者。二里岗上层时期是商文化与东方地区联系更为密切的时期，许多学者对此有过探讨，商文化墓葬随葬狗牲的习俗可能与海岱文化的影响加剧有关，但由于海岱地区在岳石文化阶段墓葬发现的阙如，目前尚难以断定这种影响。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以犬为牲的现象一直存在，到了二里岗文化上层更加盛行，所以目前也不能排除以犬殉葬是商人本身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而兴起的一种文化习俗的可能。因此，商文化墓葬中殉狗的习俗的真正来源，还需要等待未来新考古资料的发现和学界的进一步探讨。
到了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阶段，郑州商城发现2座铜器墓均无腰坑和殉狗，1座仅随葬陶器的墓葬也无腰坑和殉狗，这可能与这一阶段发现的墓葬较少有关系。这一时期在河北藁城台西墓地发现112座墓葬，墓底有腰坑的墓34座，约占发掘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说明这一时期墓葬随葬狗牲的习俗实际已经十分流行，而且该遗址这一时期除在腰坑里埋狗以外，在墓葬的二层台和填土里也埋狗ii[2]，这是迄今为止所知的商代墓葬中在墓葬的二层台和填土里埋狗的最早的实例iii[3]。之后这种习俗逐渐遍布商文化和商文化影响区。
台西遗址中随葬铜容器的墓葬中绝大多数有殉狗，有铜器的墓18座，仅3座无殉狗，其中一座仅有铜镞，另外2座随葬有铜斝觚爵或觚爵。无铜器的墓94座，其中有殉狗的墓23座。殉狗的墓中随葬玉器或卜骨的有7座。其中34座无随葬品的墓葬中，仅2座有殉狗，但这两座墓都有棺作葬具。这说明这一时期虽然在较高等级的随葬铜器墓葬中更流行殉葬狗牲的现象，但等级较低的墓葬中随葬狗牲中也开始有一定比例。可见随葬狗牲的习俗开始在商文化中从上层社会扩散到普通民众中，而且殉狗的数量与身份等级没有必然联系。无铜器、玉器的墓中也有随葬3头狗的，而铜器墓中多数仅随葬1头狗。铜器墓中随葬2头狗以上的墓中均随葬有兵器，这可能说明有武士身份的贵族与狗的关系更密切。如M23中仅随葬1件铜器（戈），却随葬有3头狗，M56仅随葬1件铜器（钺），随葬3头狗，M85随葬铜斝觚爵戈与多件玉器与1件漆盒，随葬6头狗。
到了晚商时期，随葬狗牲的习俗变得更加流行。在相当于殷墟文化大司空一期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墓葬中共发现24座，有腰坑的墓13座，均殉一狗，多数以铜武器与石武器为主，少数仅随葬陶器，到了郑州商城人民公园二期（相当于大司空二期），发现墓葬19座，7座墓有腰坑，都殉一狗，仅2座随葬铜兵器和玉器，其余5座仅随葬少量陶器或无随葬品。在当时的都城殷墟，西区墓地发现的数百座墓葬中有约三分之一的墓葬随葬狗牲，其中还不包括大量被盗掘的较高等级墓葬（这类墓葬被盗掘扰乱，可能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随葬狗牲的墓葬的比例）。西区墓地有197座墓葬的腰坑殉有一狗（有454座墓葬有腰坑），105座墓葬填土中殉有狗，还有少数埋在二层台上或椁盖上，腰坑和填土中都殉有狗的有91座墓，如M692填土中殉狗2只，腰坑中殉狗1。墓葬中殉狗的数量最多的有4只，如M767填土中殉狗4只。无论是填土中还是腰坑中殉狗的头向一般都与墓主人的头向相反，只有少数墓葬中殉狗的头向与墓主人一致。也有少数墓葬中二殉狗的头向是相反的，如M9腰坑中殉狗的头向与墓主头向一致，而填土中殉狗的头向则相反。西区的晚商墓葬中出铜礼器的墓葬（未被盗或水浸，被盗但仍出铜礼器）共发现 50座，其中腰坑与填土均有殉狗且殉狗2头以上的有26
座墓葬，腰坑或填土中殉一狗的墓葬15座，其他墓葬中虽然未随葬狗牲，但殉人的有2座，无殉狗但有腰坑的7座。在无铜礼器有铜兵器的51座墓葬中，殉一狗的 22座，殉2狗 的6座，无殉狗有腰坑的12座，无殉狗和腰坑11座。而在随葬铜杂器的墓葬中也一般有狗牲发现，随葬玉器或美石器墓则多数有狗牲发现。在仅随葬陶器的墓葬中殉1狗的有98座，殉2狗的有20座，无殉狗的206座。上述墓葬一般被盗掘的墓葬未做统计，但可以看出，晚商时期较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大多流行殉狗，平民墓葬也有三分之一强的墓葬中殉狗。而墓葬中殉狗牲的现象的流行程度从身份地位较高的社会群体到身份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有一定程度的递减现象，而高等级的墓葬中殉多条狗的现象也更为常见。
到了西周时期，这种在墓葬里埋狗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如在陕西长安沣西的客省庄、张家坡墓地、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扶风北吕墓地、云塘遗址、齐家19号墓、泾阳高家堡墓地、铜川王家河墓地、宝鸡茹家庄墓地、甘肃灵台白草坡墓地、河南洛阳白马寺与北窑的西周墓、鹿邑太清宫长子口西周墓、襄城霍庄西周墓、山东曲阜西周墓葬、胶州西庵1号墓、蓬莱村里集墓地、北京琉璃河墓地、山西曲沃天马曲村墓地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墓葬随葬狗牲的现象与殷遗民与殷商文化的葬俗的遗风影响当有很大的关系。
二 殷墟墓葬中狗牲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笔者对殷墟孝民屯的发掘者收集回的狗骨做过鉴定，因为多数狗骨保存不好，收集回来的在总量中并不多，但可以看出绝多大多数为幼年个体。狗牲中1岁以下的有54例，占64.29%，其中半岁以下的占大多数，有31例，半岁到1岁间的22例，基本不见2个月龄以下的个体。大于1岁的有21例，占25%，其中1岁到1岁半的占大多数，有12例，大于1岁半的则有7例。另外还有大于半岁8例，占9.52%，半岁到1岁半的1例，占1.19%（见图一）。
图一 殷墟孝民屯墓葬中的狗牲的死亡年龄结构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可以看出，墓葬所随葬的狗牲年龄明显是经过人为选择的结果，说明晚商时期丧葬礼仪中使用狗牲偏好年轻个体，特别是1岁以下的幼年个体，但基本不随葬2个月龄以下的狗。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用于晚商时期墓葬殉葬的犬牲的文化内涵。犬在晚商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实际上扮演了看守与护卫、田猎助手以及提供肉食、皮毛的角色。商人以狗随葬，实际上是与商人的宗教信仰有关，即不仅人死后有灵，而且动物也是如此。高广仁先生认为用于墓葬殉葬的犬牲，是“作为供墓主驱使的牲牺，或担任墓主的守卫”iv[4]，当然还可能作为死者的宠物。但是生活中扮演此类角色的狗，多为成年个体。这与墓葬中的殉犬的年龄结构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殉狗多用年轻个体，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避免杀掉已经在商人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成年狗，二是出于节省经济成本的考虑，因为年龄越大的狗需要耗费人类更多的食物和精力去喂养和调理。当然，殷墟墓葬中殉狗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成年狗，有的墓葬中发现狗颈部有铜铃，这些狗可能就是墓主生前特别喜爱的宠物，虽然比例不大。至于殉狗中基本不见2个月龄以下的个体，则可能一方面与狗的生理发育特点有关，一方面与人类对狗的特别感情有关。因为狗一般到45天后才断奶，2个月以下的狗不具备自己生活的能力。人类对幼小生物的怜悯天性与狗作为人类的好伙伴这双重因素的影响，可能使得人们不忍心杀掉2个月以下的幼年狗。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功利的考虑，即商人可能考虑到这些狗还不能自然离奶，在死后的世界也许无法扮演人们期许的角色。
另外，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狗的来源问题。这些狗是死者家庭自己养的狗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前面我们提到有些成年狗可能是死者生前的宠物，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这些狗自然是死者家庭自己饲养。而且幼年个体的狗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也是这样。但是前面说到晚商墓葬中盛行以狗随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