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工程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下同）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但***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3月23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571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学大寨
指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战线上开展的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精神的活动。大寨,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他们在农业生产中艰苦努力,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4年成为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60年代中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给予肯定,号召“农业学大寨”
评《水浒》运动
1975 ，年 8 月14 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时提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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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这一评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造成很大的混乱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底至1976年“四人帮”利用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旨在否定邓小平全面整顿成就的政治运动。1975年初,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年经济战线上所发生的明显的良好变化,又有力地证明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也开始启发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考虑“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变化,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原先发出的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文件
珍宝岛事件
1969年3月苏联武装入侵中苏边境上的中国领土珍宝岛,被中国边防部队击退的事件。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在黑龙江虎林县境内,历来属于中国领土,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但苏联长期横蛮坚持两国界河的分界线不按中心线划分,欲将珍宝岛划归苏联。1969年3月2，日苏联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侵入珍宝岛,对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进行突然袭击,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中国边防人员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胜利地保卫了祖国的领土。1986年7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表示两国的界河可按主航道的中心线来划分
上山下乡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的全国城市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1968年12月22,《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一文,在该文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于是,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边疆落户的热潮。在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城市居民达数千万人,许多知识青年为开发落后和不发达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由于这一工作缺乏系统的配套措施,因而在具体执行中有许多漏洞,也暴露了不少问题,给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造成了许多困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期间赴农村的知识青年、城市居民中的绝大部分也陆续回城,也有少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和建设农场扎根落户
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出和实行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给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和全面拨乱反正直接设置了障碍。因此,这一方针遭到很多干部的抵制。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方针的反对和抵制,成为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起点。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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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的通过和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讲1998 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要求通过 \三讲\教育推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并对这次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基本原则、方式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随后，全党范围内的\三讲\活动全面展开。
三个代表
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十六大高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再一次对两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交往的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
在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对。最终，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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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邓又在多次谈话中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进行了全面阐述，“一国两制”就是在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4年，六届人大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有效途径，使香港和澳门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４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项立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依据，集中中华民族的智慧，以立法确定中国人民决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重大战略举措。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必然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祖国大陆将实现两岸统一的大政方针，转化为国家立法，集中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不可动摇的反对分裂国家的坚强意志，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次，这项立法将是既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为中心，也会清楚地确定分裂国家的犯罪表现及惩治办法。第三，这项立法在台湾岛内会引起强烈反响，各种政治势力都会更加认真地审视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的道路。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完成并颁布实施《反分裂国家法》的极其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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