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世界来说，只有汲取别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中国应成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领导者
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和独特的经济。
在坚持中国模式的前提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大特征——人口、地域、传统、文化，都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因为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什么事情只要中国做好了，都将是世界级的规模效应。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开什么车；所有的建筑事务所，都在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住宅。这就是规模效应。中国软实力的扩大也是同样的逻辑。比如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过15、20年，也许就不用“中国特色”这个词了，也许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中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就应该是中国这个版本。再过几年、十几年，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美国3亿多人，中国中产阶级6亿多人。到那时，美国怎么可能不坐下来认认真真跟中国谈？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将是我们提出条件了。中国走到今天，已经下了世界上最精彩的一盘棋。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不自信，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需要话语自信，中国到了建立一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了。
过去30多年，中国已大体摸索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路径。在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和还多的国家，进行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保持了稳定，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还成功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海啸。纵观世界任何国家，能够取得其中一项成绩就已经很了不得，但我们几乎全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成功的证明。
一件事，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行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要采取参与者战略和领导者战略。“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标准原创能力。
国内有些人总强调与国际社会“接轨”。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不必太在乎这个。这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
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自己的国情民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因为我们的选择代表了未来之势。
其实经济改革就是如此，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
美国一直把美国民众最关心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推销，比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中国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最重视的价值，也作为优先价值取向来推动呢？比如强调社会秩序、注重和谐。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有必要在国际上这样做。
中国模式超越西方，贡献世界
目睹中国的出色表现，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多次感叹：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最大受益者? 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大胆探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这些特点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因素”。这些因素大致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规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规范了中国模式的所有特点。过去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跳出这八个特点，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某种规范：一旦不按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中国的发展就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对外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们做到了既能顺势发展，又能逆势前进。当然，在看到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在发展之中，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最终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发展的契机。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当作更上一层楼的机遇。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模式是一种最不坏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个模式虽然有缺点，有些还相当严重，但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要好得多。特别是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与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就能看得很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曾在非洲推行一个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结果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分别是13世纪蒙古铁骑入侵和二战中纳粹德国入侵）。1990年代大行其道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要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发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倒退20年；美国自己今天也尝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的苦果。回想起来，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主张，未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是盲目跟随西方，后果将不堪设想，
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
民主是西方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是西方普世价值占据话语制高点的关键。其实，就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民主探索而言，中国的经验更有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三条经验，第一条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民主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同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大胆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内需驱动。从中国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内需？就是一个国家在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产生的真正的需求，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目前阶段来说，中国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实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家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天天在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问题，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国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条经验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实验之所以频频失败，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是为推动民主而民主，结果导致政治机器空转，造成无穷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条经验十分重要。有了这三条经验，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可以高于西方民主。
民主建设就像开门一样，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崇尚斗争哲学；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崇尚和谐哲学。二者中哪一个更胜一筹，要看最后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很多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中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我们应该当仁不让。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中国目前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很难达到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过去二三百年里飞得低了。现在通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全面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再次长空展翅，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在这场不同文明的较量中，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其他文明却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