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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果断决定撤藩。康熙十二年（1674年1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举兵叛乱，战火迅速蔓延至湖南，耿精忠举兵响应占据广西、福建。三藩叛乱，朝廷震动异常，索额图上奏康熙追究主张撤藩之臣的责任，请求诛杀明珠、莫洛，以安抚三藩，康熙责成索额图“欲迁徙吴三桂者朕之意也，他人何涉？索额图甚惧而退。”[4]，政见不一反而引来杀身之祸使得明珠与索额图走向对立，平乱历时八年，明珠擢升武英殿大学士，长期兼任兵部尚书，与索额图的党争有了资本。
其次，收复台湾，政见分歧。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三藩平定，台湾郑经病死，其次子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承王位，内政不稳，台湾问题提上解决日程。朝堂之上“剿抚”与“弃守”两项议程引发争论。康熙八年曾派遣时任刑部尚书的明珠前去福建招抚郑经，希望以谈判促成台湾回归，而郑经坚持台湾仿朝鲜例，成为大清属国，称臣而不剃发，世守台湾，据时纳贡，谈判破裂。主张“剿抚并用”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及水师提督施琅提议武力攻台，索额图为代表的大臣认为降将施琅不可信，派去收台反而会阵前倒戈，去必叛变，明珠担心总督提督相互牵制容易造成指挥分歧，主张施琅专征专权，相机行事攻取台湾，康熙接受明珠建议，令施琅独自领兵于1683年攻占台澎，郑氏投降。台湾收复，内阁学士李光地认为驻守台湾耗费巨大，建议弃之，施琅上书台湾的军事战略对大陆的重要性以及经济联系，主张固守台湾，明珠复议，康熙得以采纳，从而促进国家的统一稳定。
再次，满汉政策及文化教育态度不一。撤藩期间，为缓和满汉矛盾，明珠主张安抚汉官，任用贤才。南书房的建立使得汉族官员拥有了参与政务的重要渠道和权利，协助康熙创办博学鸿儒科，学习汉文化，维护统治进而交结高士奇、徐乾学、王鸿濡等人，拉拢一批汉族官员。索额图以满族军事勋贵自居，居功自傲，却对李光地十分友善。两人注重拉拢培植党羽势力，互不相让。
最后，两党相斗，皆被罢黜。康熙十四年，皇子胤礽被立为太子，此举非但没有使得索党约束行径，反而成为其贪渎徇私的资本。康熙十八年，魏象枢弹劾索额图结党营私，扰乱朝政，翌年，康熙夺去索额图大学士职位，废除内大臣、太子太傅等官职，仍留在内大臣处上朝，行使议政大臣的职权。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郭琇弹劾明珠，明珠被罢相。党争的箭头人物均被罢相，正黄旗斗争得以缓和以促进力量均衡。
小结：明珠、索额图，官位显赫，权倾朝野，未摆脱封建官吏的弊端，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康熙处理党争中被罢相，逐渐淡出政治权利中心。权臣而不谨慎用权，官场兴衰，历经沉浮。
3.南党与北党
三藩平定，台湾回归，清王朝的统治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因博学鸿儒科的设立，人才的选拨使得诸多文士官吏进入中央权力中心，徐乾学、高士奇等入职南书房，更因为明珠与索额图结党营私，《清史稿》记载：“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使得党争出现扩大化趋势，由勋贵之争演变为朝堂之上文士儒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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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房产生的关键因素是为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利，压制内阁对皇权的掣肘，初职能较为单一即为“文学侍从之臣”，“惟经史讲诵之职，给内炉居之，不令外事”[5]，职位多由经筵讲官担任，作为康熙学习汉文化的顾问，逐渐发展获得草诏之权利，使得内阁与南书房逐渐矛盾冲突，明珠举荐的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入职南书房，深受康熙帝重视，“密迩宸扆，不仅如前代秘书阁、集贤殿入职者供文翰而已，凡诏旨密勿，时备顾问，非崇班贵戚上所亲信者不得入，词臣任此为异数”[6]。逐渐分离内阁的权利，达到分庭抗礼的地步，与明珠分道扬镳。
满汉南北之争：在平叛收台中，满洲军事勋贵立下功劳，加剧了满洲军事贵族与汉族官吏文士的争斗，依附明珠的佛伦、科尔坤、傅腊塔等旗人形成北党，紧密联合。以徐乾学、高士奇、王鸿濡为代表的江浙官僚形成南党，满洲军事勋贵与汉族官员文士相互排挤，李光地曾言“山东巡抚一佛伦，江南总督一傅腊塔，专为郭琇、徐氏兄弟也”
汉族官僚内部矛盾丛生，亲附索额图的李光地利用陈梦雷的情报促进清军平定耿精忠叛乱，得到康熙的赏识重用，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为争权夺宠，徐乾学以“卖友案”攻击李光地，企图独掌翰林院，在明珠被罢相后，徐乾学与高士奇之间产生裂隙，所谓“明、余既罢相，权归高、徐。徐又见高更亲密，利皆归高，于是又谋高”[7]。 党争没有停歇之意。
4.诸皇子党
皇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的最高权力，春秋便出现“停尸不顾，束甲相攻”的残酷争权。争夺储君之位主要在太子派与非太子派，太子胤礽的背后是索额图，皇长子及其他皇子背后是明珠，皇长子胤禔、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相互联合，谋求废黜太子。皇子胤礽，不到两岁便被立为太子，康熙帝深知父母教育的重要，亲自教育太子， “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详指示。”希望其成为优秀的太子储君，但是胤礽性情顽劣，结交不慎，恶习频频，对于兄弟似无手足之情，冷漠无视，甚至对康熙“绝无忠爱君父之念” [8]，康熙亲征葛尔丹期间，胤礽留京监国，处理军政事务，但胤礽骄奢淫逸，不思进取，政务拖沓，荒于政事。康熙知晓言：“朕出师宁夏后，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言行遂变，自此朕心眷爱稍微，置数人于法，因此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所行不善，遂自此始”。索额图被罢职，朋党也遭到弹劾降职,心生不满，“温待、额库礼，俱犯重罪流徙之人，因其年老，令回京师。伊等应安静以养余年，乃与索额图结党，妄论国事，妄自犯尤” [9]，极力拉拢皇太子，形成太子党。索额图与太子异常亲近，妄谈国事，密谋太子提前即位，同年皇十八子重病，康熙异常担忧，而太子竟无动于衷，全然不顾念弟弟的死活，康熙见胤礽的不孝不仁，决心废黜太子之位。太子之位的空缺引起诸皇子的争位欲望，明珠之子揆叙，大臣阿灵阿依附胤禩，上书康熙请立胤禩太子之位，遭到康熙怒斥，胤禩被圈禁，胤禔以巫术谋害太子胤礽事发而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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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召见胤礽心生痛惜，有复立之意，胤礽将叛逆行径的罪责推脱给巫术以及索额图的教唆怂恿，心痛于党争祸害，手足相残，恐“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恭置于乾清宫内，尔等（诸皇子）束甲相争” [10]。遂复立胤礽为太子，然而胤礽秉性不改，变本加厉，广植心腹排除异己，拉拢都统鄂缮，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康熙剪除党羽，将复立的太子胤礽再废，决意不再立太子。关于胤禛即雍正帝继位，存在篡改诏书的争论，在争夺太子之位中，胤禛始终行事低调，暗中活动，没有明显争夺大位的不臣之举，赢得了康熙的信任，此外康熙对弘历宠爱有加，令养育宫中，亲授书课，也算作雍正争位的情感加分。康熙，雍正，乾隆，人为也好，历史选择也罢，三位帝王造就了康乾盛世，带来了社会的繁盛。
(二) 康熙惩抑朋党
1.以史为鉴，高度重视
接受宋明时期党争祸国的经验教训，以清醒的态度严加注意朋党。顺治十二年撰写《御制人臣儆心录》，分为营私、植党、好名、骄志、附势、作伪、旷官、徇利八篇，另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知臣工务必恪尽职守，洁身自好，兢兢业业，“党同伐异。诬陷私仇。门户相持。援引朋类” [11]之人严惩不贷。康熙继位后，四大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辅政，立下誓言“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 [12] ，防范王公大臣相互勾结。清初对朋党加以重视，康熙帝遵循古训，不断警示臣子结党营私误国害民。
康熙登基到亲政的六年时间里，孝庄太后是其支撑力量，承担起对幼年康熙的教育重担，孝庄虽不垂帘听政，但是重大决策和分歧都是由其裁决，孝庄的沉稳和魄力对于康熙刚毅性格的塑造十分重要，孝庄以平衡之术对待辅政大臣，使之互相牵制以维护统治集团的稳定，成为日后康熙处理党争的重要原则。此外孝庄侍女苏麻喇姑照顾患天花病重的康熙并细心教导，嘉庆年间昭梿《啸亭杂录》记载苏麻喇姑“仁皇帝幼时，赖其训迪，手教国书”，培养康熙冷静沉稳的性情。良好的教育和性格培养，加之明末的教训，顺治帝的御书使得康熙自幼年起便对朋党产生足够的印象和不断的重视。
2.保持清醒，勤勉治政
满族“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守之”，康熙深知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需要以汉制治理国家，以汉文化统治思想，控制朋党。康熙八年，经筵大典发展为经筵日讲，以宋明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成为主要讲授内容，明珠、陈廷敬等人均担任过经筵讲官，康熙尊崇儒学，勤勉治学，即便是平三藩紧急时态仍未断绝经筵日讲，博学鸿儒科的举办为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诸臣工学习儒学经典，各抒己见，了解君臣之道，以便于整顿朝风，奠定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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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思想统治基础。
为加强对朋党的监控，康熙勤于政事，亲力亲为。康熙二十六年，明珠权势日盛，言官无人敢于弹劾，开风闻言事之禁，敦促官吏揭发检举。为避免君臣阻隔，蒙蔽圣听，康熙坚持御门听政，广泛接触官员，考察优劣，增进君臣感情，监督大臣的言行举止，避免群臣擅权之举。直接面对臣属，军国大事的真实情况得到了解，康熙以清醒的头脑一步步加强控制。
3.一体两翼，皇权至上
阎崇年先生在《明珠论》中阐述康熙与明珠、索额图二人的关系时强调并非简单的三角关系，而是以康熙为中心的“一体两翼”关系。索额图在鳌拜党垮后进入中央权力中心，暗自结党，居功自傲，违背康熙撤藩本意，康熙谕示臣工：“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密、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戒” [13]，希望索额图有所收敛，作为臣子，严于律己，为君主尽忠职守，除此之外康熙多次警示臣工恪守人臣之道，奉公守法，尽职尽责。
康熙注重发挥内阁的职能，但对内阁票拟之权严加防范，使其至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阁票严谨对待，每处错误都亲自批示。内阁的界线仍是供咨询、参谋政事，沿袭明制的内阁，大学士虽为一品官职却不再行使宰相之权，康熙利用内阁的咨询建议更加全面的商议军国大政，主导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内阁的权力削弱加强了皇帝集权。
为方便听取官员的言论意见，康熙注重奏折和密奏的使用，奏折不经内阁直接上呈皇帝批阅，避免君臣之间的人为阻碍，密奏的使用有利于听取群臣的建议，了解不便公开的真实状况，对于处理党争具有重要的衡量作用，奏折和密奏一定程度发挥了监督职能，有利于皇权的加强。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初九，甘肃巡抚齐世武将甘肃的雨雪情况以奏折上报，因为康熙在南巡途中，齐世武将奏折呈到内阁，康熙知晓后训斥齐世武不明事理称“朕若不在宫中，务必交与阿哥等，此亦尔之糊涂之处”。党争中言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抑或担心朋党挟嫌报复，沉默不语，为了解更多实际情况，康熙以密折作为控制朋党、震慑官员的手段，为监控南党以及山东籍官员人数多等问题，给予山东巡抚佛伦以密折奏事权力，“尔等果能凡事据实密陈，则大奸大贪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或有宵小诳主、窃卖恩威者。亦自此顾忌收敛矣。[14]”
4.扬长避短，择善而用
索额图习惯因循守旧，以勋贵自居，维护满洲正黄旗利益，排挤汉臣，重大决策犹豫保守，缺乏魄力，但其思维谨慎，故而康熙任命索额图担任中俄谈判使臣，索额图据理力争，指责沙俄入侵黑龙江等地烧杀抢掠，强调尼布楚、雅克萨为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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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奉康熙皇帝之命，谈判商定中俄边境界线，签订友好条约，维护中俄和平。以索额图为代表的使团经过努力促使中俄意见达成一致，签订《尼布楚条约》。明珠性情随和，表面为人低调，谦恭，暗地里敛财而不聚财，轻财好施，拉拢亲近之人，但明珠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重视汉化，目光长远，敢于革新，极力支持康熙削藩，维护中央权力，力荐施琅举兵收台，并且主张治理台湾，在军国大事中与康熙帝的圣意不谋而合，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贡献。康熙帝区别用人，充分利用明索二人的优点用以治国。
5.平衡之术，相互制约
为避免索额图成为鳌拜后又一权臣朋党，压制索额图的居功自傲，平衡相位，康熙重用力主撤藩的明珠，康熙十六年授明珠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治政，召高士奇等人入职南书房，参与政务，提供咨询建议，以此削弱内阁与议政大臣会议对皇权的掣肘，借此分割职权，使得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特颁诏旨，南书房视草。明珠与索额图同朝秉政，党徒相互监视，对于政事轻易不敢疏忽恐成为对方的攻讦把柄，两党相互牵制，为博得康熙重视不得不尽心尽力对待朝政。康熙坐收渔翁之力，充分利用两党积极性，吸收两党的有利政见，左右逢源。康熙令明珠任大学士牵制索额图，维护正黄旗内的势力平衡，索额图被罢相，明珠独掌内阁，则以南书房徐、高等人制约明珠。对于汉族官员的争权，利用内部矛盾和满族勋贵加以节制，党争不断，但是皇帝始终严密控制，皇权在一次次事件中不断强化，群臣无法对皇权产生威胁。
6.审时度势，措施得当
康熙十八年，京师出现地震，民间多有房屋倒塌，加之明索党争相互倾轧，京城百姓作歌谣：天要平，杀老明；天要安，杀索三。时魏象枢弹劾索额图结党营私，贪纵枉法，康熙谕索额图“尔等自被任以来，家资颇已饶裕，……今见所为，愈加贪渎，习以为常，倘若再犯，国法俱在，绝不宽贷” [15]。以“节制谨度”四字告诫索额图，索额图上书称病请求辞去大学士一职，康熙即准，此后索额图虽不在内阁任职，仍纵容亲眷子弟不加收敛，其弟心裕、法保世袭爵位，但是任职期间懒散空班，康熙二十二年谕：“且索额图巨富，通国莫及。朕以其骄纵，时加戒饬，并不悛改、在朝诸大臣、无不惧之者” [16]。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职位被革除，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康熙以革职打击索额图嚣张气焰，维系皇帝权威。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亲征葛尔丹，听闻葛尔丹请沙皇调重兵共同对战清军，索额图再次违背康熙圣意，怯战请求康熙退兵，康熙怒斥“朕为一意前进，以剿灭葛尔丹为念。况尔等大臣俱系情缘效力，告请从军之人，乃不奋勇往前，逡巡退后，朕必诛之。不知索额图。伊桑阿等视朕为何人！”[17]。康熙对其已经丧失重用的信心
康熙四十年，索额图上请修养，此后与太子胤礽联系密切，密谋协助太子早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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