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应该如何矫治？目前法律提到的矫正未成年人的机构就是“工读学校”，从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的特殊形式，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矫治的责任，未成年人到工读学校上学，应当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部门批准。然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工读学校出现了萎缩现象。由于工读学校收费受限，一些学校就采取建工厂的方法，让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只能依靠孩子的干活才能继续学校的正常运转。在很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中，一个城市才有一所工读学校，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工读学校的萎缩，以及入学时的“家长、学校、公安三方同意”的条件，使已经沾染了不良行为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矫治。即使现在有的省份规定了，不允许学校开除尚在九年义务教育年限内的学生， 但由于普通学校没有对不良行为进行特殊矫治的功能，结果往往是其他学生受到了不良少年的影响，而这些少年也没有变好，甚至有的学校只是名义上让他们上学，实际上却不管不问，反而放纵了他们的不良倾向的发展。因此，加强工读学校势在必行，当然，应当改变现有的这种只是限制自由的管理模式，为少年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4、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实施的性犯罪
从调查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性侵害的案件共有14个。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强奸的有6个；60岁—70岁之间的老人强奸的有4个；50岁左右强奸的有4个；其中有12件发生在农村。在这类性侵犯案件中，犯罪人一般都是儿童的邻居、同村人或老师（只有一个例外，女童被不知名的老翁抱到村边强奸），往往利用儿童比较单纯的心理，以给零花钱、糖果等为诱饵或以关心学习、同情家庭遭遇等为借口，或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对儿童进行性侵害。
这种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农村，这种现象和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农村老人常常随子女生活，子女不在一起的，老人就少有机会在一起；另一方面，丧偶未娶或终身未娶的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但有的受经济条件所限，无钱结婚或再娶；有的虽然具备经济条件，但受着旧思想的束缚，担心子女的反对和周围邻居的谈论，不敢或不能再婚。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加上小孩子往往容易控制，有的老人就对周围的女童实施性侵害。 5、受到性侵害后未成年女性生下的孩子由谁来抚养
在138个被报道的案例中，虽然只有4件案件中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后怀孕并生下孩子，而且其中有1个夭折。但是，在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之后，这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并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在这3个案件中，女孩和其生下的孩子都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困难。女孩自己就是未成年人，还需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照顾，而生下的孩子更是需要抚育。就这3个案件的情况来看，有1个是由女
孩自己来照顾（案发时女孩已满16岁），但也是靠乡亲和好心人临时性的捐助；其他2个案件中，均没有提到孩子的抚养问题。我们可以想见，对于女孩的父母或亲戚，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物质上，对这种被强奸后生下的孩子不会乐意的去照顾；而加害人因为受到刑事处罚，也不可能让他承担抚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考虑对这些孩子启用国家监护制度。 三、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救济及问题 1、报案难
在发生了性侵害之后，如何正确的面对这种现实？哪些人可以帮助孩子？应当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这些都是最急迫的问题。然而，对问题的回答却并不令人满意。当孩子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很多父母却选择了隐瞒，他们认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由于我国传统的“处女”情结还很有影响，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村，女孩失去贞节，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有了“缺陷”的女孩子，背后的指手划脚使女孩和其亲属不得不承受犯罪之外的沉重压力。一位父亲就无奈的说：“女儿家出现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尤其在农村，谁敢自己往外面说啊？而且，说了也白说。女儿被人糟蹋了，痛的是你自己心头的肉！” 还有一位家长，她的女儿在学校遭到性侵害后，说：“我不敢再跟学校闹了，问题解决不了，反倒闹得谁都知道了，怎么办？”在一个案件中，女孩遭到不良少年的强奸，但受害者在遭受犯罪的侵害后，还不得不忍受同学和邻居的背后议论，无奈之下去了另一个地方读书。在案例中可以看到，在遭遇到性侵害之后，很多女孩会变的自闭，不愿与他人交往，除了犯罪本身的影响外，社会氛围的不宽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舆论的不公平对待，原本就使报案较难；而当加害人是亲友时，告发的难度就更大了。有些人认为，孩子受到家人或熟人的奸污，虽然严重触犯了“禁忌”，但不能算是犯罪，而且这种“乱伦”的事情最好是接受补偿后隐瞒了事。有时，受害女孩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压力，迫使她三缄其口，否则，女孩则会成为家里的罪人，这种案件中报案率就更低。在一个父亲强奸女儿的案件中，全家人就此事召开了家庭会议，到场的家人均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并提议，只要父亲肯当面认错，孩子和她的母亲也就原谅他了；另一个同样的案件中，为“捞出”犯罪的爸爸，孩子的姑姑和其他家人竟然指使被害的孩子翻证，试图把这个案子瞒下来。 如果案件中被害人不只一个，即使有些父母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其他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报案；或者，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进行侦查的过程中，也不配合，不做笔录；有些案件中，所有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出奇一致的保持沉默，直到侵害人因为其他罪行被逮捕后才供出强奸案件；更多的情形是，父母和侵害人私了，因为私了不成或其他原因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提出过私了的案件总共有32个，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熟人犯罪的案件中，而且由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的
就有11个，这种在法律之外解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意识可见有多强烈。 2、报案难，立案也并不容易
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发生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受到侵害的人数比较多。从侵害的持续时间来看，亲属、熟人和老师性侵犯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从一次作案即被发现到持续达10年的都有，其中，亲属、老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时间比之其他的侵犯时间相对更长，平均在3年左右；从侵害的人数来看，被害人数多也是此类案件的特点，被害人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尤其是老师对学生实施性侵害的，往往被害人人数都比较多，从1人到43人不等，平均被害人的人数是10.8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中，平均就有10个孩子成为受害人。这个特点说明了，对这类案件的敏感度以及侦查手段方面，却应该提高。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并不就立即立案，而是在立案之前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材料，能够证明所报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才立案。但是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中，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合。因为当孩子受到伤害后，她不知道要保存证据以及怎样保存证据，也不知道哪些是证据。而有些孩子因为年龄太小，遇到性侵害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这是对她的犯罪。在一个案例中，当事后问起孩子老师是如何侵犯她的时候，她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老师在做什么，“以为在做俯卧撑”；还有的孩子对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懂，当母亲问孩子的内裤怎么脏了的时候，孩子只说“是一个盖房子的叔叔小便在自己的裤子上的”。孩子就连这种行为的性质都不知道，更理解不了犯罪、权利、救济、保存证据等等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类案件发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第三者在场，也就不可能让其他人来作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孩子来提供证据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是，案件的加害人，往往都和受害人有一定联系，老师、家长以及其他亲属，就是孩子生活范围内最重要的人，假如发生了对孩子的侵害行为，小孩会害怕，因为父母、老师就是生活中自己能依靠的全部，如果去报案了，他们会怎么处罚自己？如果他们不在了，自己该找什么人去？基于各种考虑，即使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也可能不敢报案。而在这种案件中，孩子的保护人出于各种考虑，也可能不报案。在调查的这些案例中，父亲或近亲属长辈对女孩性侵害的（共有14个），除了一个案件中是母亲领着女儿报案的以外，其他都是孩子自己（有8个），或事发后很久才了解情况的孩子的姑姑、表姐、邻居等报的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孩子或者家属、邻居来提供基本的证据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类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就应当立即进入立案程序，依靠国家的力量来侦查案件，而不能等孩子提供证据。要加强立案程序中侦查机关的力量，从而加大对这类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也就增加了对孩子性侵犯的犯罪成本，以此来减少这种犯罪。而如果按照现有的立案
标准，无疑会既放纵了罪犯，又对本来已经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调查的一个案例中，5岁女童遭到猥亵后，其家人8天才报案，公安机关称，时间过久，导致证据无法固定，嫌疑人又始终否认有猥亵行为，因而事实无法查清，不予立案；在受害女童的父母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后，经过调查，检察机关也认为没有认定犯罪嫌疑的有力证据，因此维持了不予立案的决定。而被害人的父母拖延8天之久才报案，是因为侵害人是他们家的熟人，刚开始想私了，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才报案。
3、这类性侵犯的案件，取证很困难
这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被害者年幼无知，自己并不知道保护证据，而这类案件往往是时隔很久才被发现，证据早已灭失；从法律规定来看，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接触了幼女的生殖器就构成奸淫幼女罪的既遂。但是，奸淫幼女行为一般不会有第三人在场，显然没有人证；多数犯罪嫌疑人又利用与女童熟悉，施加其对女童的权威，以哄骗和威胁等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情形下，犯罪过程中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衣服被撕破或者身上的抓痕等证据；而幼女处女膜完整，没有精液等遗留物。公安机关靠什么来认定？能只靠幼女的陈述吗？幼女的陈述能不能作与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具有同样的效力？《刑事诉讼法》中判断证人能力的规定是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被害的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辨别是非，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女童，能否说清楚是谁侵害自己、怎样侵害自己？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办案人员都认为，10岁以下幼童的陈述不能作为证言。在一个案例中，两名5岁的女童告诉家长有一个中年男子摸了“尿尿的地方”，并且到晚上一直感到“有点疼”，父母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警察认为，幼童证词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医院的诊断表明孩子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又没有目击证人，因而决定不予立案。但是，在这类案件中，由于案情本身的隐蔽性和迟延性，不应该如此忽视儿童的证言。《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在司法程序中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儿童的意见可以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儿童证言，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着对儿童证言的怀疑态度，这种做法是应当改变的。 4、取证时要避免“二次伤害”
由于孩子的证词在此类案件中很重要，取证也就不可避免。但是，在询问孩子时，应当尽量采取有些国家普遍推行的“一次成像”的做法。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再受到伤害，孩子就不应该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连续不断地追问受害的情形，第一次询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证。在接受调查中，还应当由家长、教师或其他孩子熟悉的人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适和恐惧感。
这种“一次成像”或叫做“一站式”做法，是防止未成年人在诉讼中遭受“二
次伤害”的有效办法。当孩子遭遇到不幸后，心灵上已备受摧残。如果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还要忍受公安机关的反复询问，检察机关的反复核实和法庭的调查，就可能使孩子一次次地被迫回忆不愿回忆的过去，心理上经受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尤其当她们不得不与加害者对簿公堂的时候，由于性侵害行为发生在两人之间，在场的惟一证人只有受害的女童自己，很可能受到加害方的反咬一口，说她撒谎，在作伪证。例如，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就“拒不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一口咬定阿群（受害女童）脑子不清楚，报警人天黑看错了，所以误认了自己。”即使父母在场，强大的精神压力也会使女孩难以承受；要是法庭认为证据不足，被告人被无罪开释，这对她们幼小的心灵更是一次重创。从现有的案例来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询问时，都采用的是笔录方式，孩子就不得不一次次的接受询问，应当改变现有做法。
除此之外，在办理案件或取证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孩子的隐私权。当这类案件发生以后，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不应当采取很张扬的方式，否则大张旗鼓的调查，就把被害人的隐私暴露给了周围的人，而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让女孩子觉得很丢脸的事。周边舆论的影响，会使这个孩子无法立足。因此，在调查犯罪时，必须时刻注意保障孩子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5、对受害者的赔偿
从调查的案例来看，有些案件中因为加害人不满14周岁，无法追究刑事责任，因而被害人的监护人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但是对于大部分案件来说，被告人都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在审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时候，遭遇不幸的孩子虽然可以得到物质损失和身体伤害的赔偿，但对于精神上的伤害却得不到赔偿。实际上，在这种案件当中，受到伤害最严重的恰恰是精神上的。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刑事案件中只赔偿直接的物质损害，没有精神损害的补偿。这些规定都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应当重新给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