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上述八个制度性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即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在立法上，把部分非自愿住院定义为自愿住院，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
立法建议：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
我们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一是增加精神疾病防治的财政投入，保证那些可能危及公共安全的精神病患者能得到足够的治疗；
二是对那些“被精神病”的人，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
三应加快精神卫生立法，明确规定，在精神病收治中，任何当事人都有权请律师。对那些请不到律师者，国家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最核心的是要建立有效的异议机制，推广法律代表制度。建议通过一个渐进式的推进，为非自愿的精神病人提供一套有效的异议机制。短期而言，有民事法庭快速裁定和卫生主管部门处理投诉可供运行；长期而言，应该设立常规性的个案司法审核制度。
呼吁尽快落实世界精神病学会关于职业伦理标准的《马德里宣言》，填补中国精神科医师的职业伦理规范的空白。
口述：黄雪涛（公益律师，以主笔人身份发布《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