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死亡的风险。史前病理学家可以通过测量不同年龄段的骨骼和检查牙齿的牙釉质缺陷(幼年时期的营养缺陷)来计算人口增长率，并且通过识别留在骨头上伤疤来推测贫血症、肺结核、麻风病以及其他的疾病。
史前病理学家从骨骼上了解到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关于身高在历史上的变化。来自希腊和土耳其的骨骼揭示了冰川世纪末期采集狩猎者的平均身高。男性平均身高为五尺九寸，女性平均身高为五尺五寸。随着农业的采用，身高发生了下滑。到公元前3000年，男人身高下降到五尺三，女人的身高下降到五尺。在古典时期，身高的增长一直处于缓慢的状态，但是现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依旧没有达到他们远古祖先的平均身高。
另一个史前病理学家研究的案例是对来自伊利诺斯州和俄亥俄河谷的古墓印第安人骨骼的研究。在司普恩河和伊利诺斯河交汇处附近的迪克森姓氏的古墓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约800具骨骼，在这些骨骼上以图片形式记载着大约公元1150年狩猎采集者让步于集中的玉米农耕时的健康状况变化。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乔治·阿尔拉戈斯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早期的农民为他们新发现的谋生之道付出了代价。与那些早期的狩猎采集者相比，这些农民在营养不良导致的牙釉质缺陷方面要多出百分之五十，缺铁性贫血症状比早期采集狩猎者多四倍之多（一种骨质疏松症状的例证），多三倍之多的骨质损伤也反映出传染病的普遍。另外在脊柱退化方面的增多也可能反映出曾从事了大量的繁重体力劳动。阿尔拉戈斯说：农业社会前期出
生时的预期寿命大概是26年，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农业社会期限是19年。所以这些营养压力和传染病等疾病严重影响了他们生存的能力。
证据表明，迪克森古墓中的印第安人像其他的原始居民一样，他们不是自愿选择从事农业，而是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迫不得已的。纽约普拉茨堡州立大学的马克科恩，和阿尔拉戈斯一起合编了一本名为《农业起源古生物病理学》的书，这是一本有关田地种子的书。他说：我认为大部分的采集狩猎者直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去从事农业，当他们从事农业之后，他们的把追求生活的质变成了追求量。当我十年前首次发表这个论点的时候，只有少数人赞成我的观点，但现在，虽然还存在着一些边缘性的争议，但是已经变得值得尊敬。
目前至少有三套观点可以解释农业不利于人类健康的这个发现。首先，狩猎采集者享受着多样化的饮食，而早期农民只是从一类或者少数含淀粉的作物中获取他们的食物。这些农民获取了贫乏的营养和热量（当今，仅有三类高糖类农作物：小麦、大米和玉米。它们能提供人体所消耗的大部分的热量。但是每一种农作物又缺乏着人体必需的特定维他命和氨基酸）第二，由于依靠有限数量的几种作物，如果一种作物绝收，农民就可能遭遇饥饿的风险。最后，农业鼓励人们去聚集形成群体社会，这一纯粹的事实会导致寄生虫和传染病的传播扩散。（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集群而不是农业促进了疾病的传播，但这是一个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分先后的争论。因为是集群促进了农业，反过来也同样适用。当人们以小群分布并不断改变居所的话，流行病难以寻活下来。肺结核和腹泻是农业发展的结果，麻疹和黑死
病出现在城市里。
除了营养缺失、饥饿和流行病，农业给人类还带来了其他的灾难：严重的阶级界限。采集狩猎者没有或很少有食物存储，并且也没有集中的食物来源，哪怕只是一个果园或者是一群牛。他们每天以采集或猎取的野生动植物为生。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国王，没有从别人手里夺取食物而发福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会出现一个健康的，不用生产的建立在疾病缠身的社会群体之上精英。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迈锡尼希腊墓地中的骨骼证明了皇室成员享受着比平民更好的食物，因为皇室成员的骨骼比普通贫民的骨骼要高两到三英寸，并且牙齿状况比普通人的要好。（平均只有一个蛀牙或者缺牙而不是六个）在公元1000年的智利木乃伊中间，不仅可以通过装饰品和金色发夹来区分上层社会人员，还可以通过检测由疾病引起的低于四倍的骨质损伤率来判断。
同样的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比较依旧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着。对生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的人来说，颂扬狩猎采集者看似是荒谬的。但是美国人阶级上层，他们依靠那些大部分从营养和健康状况贫乏的国家进口过来的石油和矿产。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作埃塞俄比亚的个体农民与作喀拉哈里沙漠里的布西曼采集者之间选择的话，你认为哪一个会是更好的选择？
农业同样可能造成了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虽然从在游牧居所转移下一代的需求中解放了出来，但是却处在了为从事从业繁衍更多的子孙的压力。农作时期的妇女比他们采集狩猎群体的对应者们要更频
繁的怀孕生产，同时也是对他们健康的销蚀。例如，在智利木乃伊之间，女人骨骼病变的比例要比男人的大得多。
农业社会的妇女有时还要负重。在今天的新几内亚农业社会群体中间，我经常看到身负蔬菜和柴火的妇女蹒跚而行，然而同行的男人却两手空空。曾经在一次野地鸟类研究的旅行中，我付钱请一些当地的村民帮我把补给从停机坪搬到我山上的帐篷里。其中最重的东西是一袋110磅的大米，我扎捆在了一根木杆上，并把它分配给四个男人去用肩扛。当我最后赶上这些村民的时候，那些男人正提着那些轻的东西，而一个体重远远不及这袋大米的弱小妇女正背负这个重物，用一个交叉在两鬓的绳子支撑着这个重量，弯着腰前行。
对于农业通过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闲暇时间而促进了艺术的繁荣的观点，现代的狩猎采集者至少也拥有和农民同样多的闲余时间。把闲余时间当作关键因素的完全强调对我来说是误导性的。大猩猩也已经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去修建他们以往想建的帕台农神殿。尽管成熟时期农业技术的进步使新的艺术形式和更容易的艺术保存成为可能，但早在15000年前，采集狩猎者们都已经创作出了伟大的画作和雕刻，并且在近在上一个世纪，像那些爱斯基摩人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印第安人那样的采集狩猎者依旧在从事着文艺作品的创作。
随着农业的出现，阶级群体变得富裕起来，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了。尽管革新派观点认为我们选择农业是因为它对我们有
益，但我们不选择接受这个观点，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是如何不管不顾困于这个陷阱的。
有一种答案把它归结于“强权即公理”的格言。尽管生活质量降低，但农业比狩猎能养活更多人（采集狩猎社会的人口密度是罕有的，每10平方英里才一个人，而农业社会的平均密度是它的100倍）。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土地种植的完全是可食用的食物使一个人养活更多人成为可能，而一片森林中的可食用食物是分散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游牧的采集狩猎社会不得不通过杀婴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使他们的孩子之间保持四岁的年龄间隔，因为一个母亲必须得带着她的小孩直到他长到足够大能够赶上大人。但是农业社会的妇女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他们可以并常常每两年生一个孩子。
由于采集狩猎社会的人口密度在冰河世纪末期缓慢增长，群居的人们不得不在养活着更多的人口和迈出从事农业的第一步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去找寻其他的方式去限制人口的增长。一些部落因为不能预期农业的缺陷并且被享受短暂的富足诱惑而选择了前者，直至他们人口的增长赶上了食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这种部落因为过分繁衍会驱逐或者杀害那些依旧选择采集狩猎的部落，因为100个营养不良的农民依旧可以战胜一个健康的狩猎者。不是狩猎采集者放弃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那些明智的不放弃的部落都被农民强制驱逐出所有的领域，除非那些农民不想占据的地区。
此时此刻，这对去唤醒那些共同的申诉是启发性的。考古学家只是摆设，他们只关心那些遥远的过去，并且不能为现在社会提供任何教训和告诫。考古学家研究农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农业的发展已经为我们重造了一个关键的阶段，但是我们却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阶段犯下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错误。如果被迫在有限的人口和增加食物产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会选择后者并且以饥饿、战争和暴政而告终。
狩猎采集者实践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和最持久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反，我们仍然在农业带给我们的困境中挣扎，并且不清楚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假如，一个来自太空曾访问过我们的考古学家试图向他们的同事解释人类历史。他或许会用他24小时挖掘得来的结果去解释真正过去10000年前的事情。如果人类种族的历史发源于午夜时分，我们现在差不多处在第一天的结尾。我们以采集狩猎者的方式生活了将近一整天，从午夜到黎明、正午和黄昏，最后在晚上11点54分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农业。随着我们第二个午夜时分的临近，农民的饥荒困境会不会渐渐蔓延至只把我们所有人吞没，或者我们可以莫名其妙地获得一些诱人的祝福，使我们可以设想农业闪闪发光表面的背后迄今为止曾隐瞒了我们多少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