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语言的美学风格
通讯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和典型人物的新闻体裁，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重要新闻文体，大概相当于西方的特稿。通讯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是因为它有着其它新闻文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而把审美引入新闻的谱系，对新闻进行美学修辞，一度受人们的质疑。人们担心对新闻进行审美，在提升新闻美学价值的同时，会遮蔽新闻价值。
在美学的层面上，新闻实践凭据感性不断为自己扫清前进的道路，开拓新闻审美的疆界，同时对新闻所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学理探索也在紧紧跟进。这种探索一方面试图对新闻的美学运作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又尝试对新闻的美学追寻进行新的启迪。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且有自己的方法论；文学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因而它虽然是一门独立科学，但在方法论上必首先与美学的方法论相关。从辩证唯物主义美学观来看，文学美学就是对文学现象所进行的本体论研究，所以它是文学的美学。通讯语言的美学是文学美学中的一种，所以通讯必须联系实际。实践与理论在历时和共时空间内充满生机地互动，生成了新闻审美动态的、开放的生态景观。而通讯在众多新闻文体中是最有文学性的，也是最有审美性的，因此对于中国通讯语言美学风格就完全显得有必要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通讯语言的美学风格的发展进程
通讯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也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雨露孕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体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散文《左传》和《史记》，它们记叙了许多人和事，而且描述细致、形神兼备、生动有趣，其写作风格对后人的影响甚大。到现代，经过黄远生、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奖”的设立，通讯语言的风格逐渐成熟。中国新闻奖是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是经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常设新闻奖，1990年首次评选，每年评选一次。从历届“中国新闻奖”的获奖的通讯作品来看，其语言美学风格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90年第一届到1999年第九届为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出通讯语言的真实平淡；而从2000年第十届到至今则为第二阶段，重在体现出了通讯语言中简约时尚。不通时期的特点反应了特定阶段通讯的写作要求，更反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的内在变化。 （一）用真实平淡书写挚情
文学的真，不是生活现实的“平移”，而是人生理想的反照。饱含真情的朴实无华的语言，体现的是传统的通讯特点——平淡之中寓真情。没有采用任何的夸张和渲染，只是淡淡写来，但每一个字都饱蘸着深情。例如1992年第二届“中国新闻奖”的通讯一等奖获奖作品《洪泽湖不会忘记》（1992年7月6日《新华日报》），用新闻评委彭朝丞的话来说，是一篇神形皆备、饱蘸激情的好通讯。整篇通讯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以血人不下火线、盐水瓶挂在扁担上、风雨中拆房护堤等十余个典型、生动、有情节的事实，组成一个个夺人心魄、催人泪下的特写镜头，突出地、立体地再现了洪泽儿女用血肉之躯战胜洪魔的英雄事迹。 1994年第四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获奖作品《战士义勇非凡 人民恩重如山——某红军团班长徐洪刚勇斗歹徒负重伤之后》（1994年8月17日《解放军报》）中的一段话：
“车辆颠簸、空间狭小，一歹徒突然从身后抱住徐洪刚，向他的胸腹连刺14刀，鲜血迸涌，肠子流出体外50厘米，徐洪刚一边用背心捂着肠子，一边从车窗跳下，招呼人们追赶逃脱的歹徒??”
这篇通讯用语比较真切朴实，没有堆砌死语言，而是注重挑选最富于表现力的动词，从人们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一切感受上叙述事实，使人物、环境、气氛和情节都“活”了起来。
(二)用简约时尚显露美感
文学的“真”，并非是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感情寄托，而是由生活的“真”凝练的感情升华。简约时尚的手法具体的说就是运用散文的方法写通讯，使读者在阅读时品尝到美的韵味。用“过程论”的手法和眼光、角度报道内容，既反映了当下的丰富性，又反映过程的来龙去脉，剖析问题但不作结论，具有悬念，让读者阅读作品，像品味通俗文学作品一样获得美感。其次是用散文笔法表达，带情韵以行、十分感染人。再次是散文结构形式的运用，让通讯的叙事语言舒放、松动、章法自如，不拘格套、能放能收、“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②]，让读者读其语言有一种轻松的美感。
修饰以后的通讯语言往往更有文采，这对于通讯主题的表现、人物形象的刻画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看第十二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一等奖获奖作品《教育局长的好榜样》（2001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稿，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具体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通过细节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大量的新闻实践证明，一篇好的人物通讯，常常要有几根支柱，其中展现人物精神面貌是要成功的。如《教育局长的好榜样》一文中写的细节：“胡昭程走了，可他的办公桌上，还静静地躺着：指南针、皮卷尺和规划图。”
“他每到一所学校都先拿出规划图看施工是否走样，再掏出卷尺量一量房子的规格是否合乎要求，然后拿出指南针，看采光通风是否合理”
“他对质量不放心，对500方块瓷砖一箱一箱地检查，从上午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整整用了12小时。”
“胡昭程下乡从不领补贴，居里造了节假日加班的补助表，胡昭程挥笔划去自己的名字。” 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使报道的画面感强烈，充分展现了作为教育局长的胡昭程一腔热血倾事业，两袖清风为人民的崇高形象。
2、通过语言升华人物的思想境界。语言是思想境界的表达手段，人物通讯要写出人物形象的心灵美、个性美，就必须写好人物语言——个性化的语言。所谓个性化的语言，就是从语句的思想内容、遣词造句到语气腔调都要符合说话人的身份与性格。在《教育局长的好榜样》中，写出了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如文中写到：穷县办教育，更要讲效益。撒胡椒面不如穿攒紧拳头；教育局长是教育形象的活广告，群众信得过教育局，信得过教育局就会全力支持教育事业等等。通过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使这位在山区教育中创奇迹的贫困县教育局长扎扎实实、艰苦奋斗、一心办教育的形象巍然矗立在受众面前。
3、通过动作反应人物的思想性格。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性格是个体心理特点的综合表现，是打在个体行动、行为上的不同个性烙印。也就是说，人物性格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表现。人物行动写得成功与否，是人物通讯能否产生感人力量的关键。这篇人物通讯选择了不少富有表现力的动作，使人物在受众面前动了起来，活了起来。如文中写到：
“1999年彬州市授予他“十佳教育公仆”的称号，颁奖仪式上，他却没到，而是上山慰问教师去了。”
“晚上回得晚，一大早又走，双休日从来不休息。1994年涨大水，家里进两尺深的水，打电话通知他，他不回家，在乡下抗灾。”
“近年来，胡昭程经常感到腹部隐隐作痛，他只是悄悄用手按住，无暇顾及。”“10月20日深夜，他被一阵风雨惊醒，赶紧爬起来，在窗前踱来踱去、焦虑不已，他给县教育局的同志打电话，叮嘱仔细检查校舍的危房，千万不要出问题。” “胡昭程忍着剧烈的疼痛，挺立着，尤如一棵不倒的大树。”
通过这些动作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这位被中宣部、教育部命名为“焦裕禄式的教育局长”的英雄模范形象。
新闻理论学者彭朝丞提倡新闻文本的语言修辞，他说：“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新闻的职能是传播信息，只要能把事情讲清楚了，不必讲究文笔的美，这种看法有偏颇；因为现时代的人们需要通过新闻媒介获得众多的新信息，同时也要得到美的享受，这就像人
们需要合体、入时的衣着，不仅要为了蔽体、御寒，也希望它成为一种装饰品一样。如果我们的现场新闻作品不仅有新鲜的事实和信息，而且又写得有文采、有美感，能让人一见钟情，不就能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吗？”
第16届“中国新闻奖“通讯二等奖获奖作品《大一男生，背起母亲上大学》（2005年11月14日《今日早报》）是一篇充满画面感的通讯，其更鲜明的特点就是读者能够用耳朵去听。在语言上的最大的特点是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开头主人公刘霆的几句话对于读者有较强的冲击力，直奔主题。接着，刘霆的话贯穿全文始终，如若绕梁，拉近了我们与主人公的距离，也从侧面表达了人物懂事、坚强、乐观的性格。之所以这篇通讯的语言美，是因为它能够让读者完全用耳朵去听，去感受。通讯不同于影视作品，它没有声音、没有色彩、没有动态，所有的内容都要靠语言来描绘，意境的表达也莫不如此。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写的见闻通讯《金字塔夕照》（1983年8月13日《北京晚报》），生动的语言，让人感受到了一片荒凉苍白的景色，流露出凄戚之情。
事实上，几乎所有优秀的通讯作品，都描写了一些动人心弦的场面，一些感人的情节和细节。这些通讯就好象在将一个个故事，随着故事的展开，再加上概括的叙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亲见其人，不知不觉的被其语言的美所吸引、所感染。 二、通讯语言的三维美学风格
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情显现。通讯作为报刊常用的一种新闻体裁，通过具体生动的新闻事实的叙述、描写和议论来告诉受众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其过程。与消息比较，通讯的信息蕴涵量大、议论深刻，可以用生动的文笔展开“情节”。通讯以独特的反映生活的方式，具有不同于艺术，也不同于其它新闻文体的美学特征。它具有着反映生活的真实美、认识生活的思辨美、表现生活的形象美的三维美学空间。 （一）反映生活的真实美
通讯之所以能成为审美对象，就是因为它是以真实、 形象、具体、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通讯既然是新闻文体，真实美显然是其美的核心。通讯的美来自生活，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什么是美？美就是自由创造的形象体现。[③]高尔基说过：“我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创造是独立自在，而且无穷无尽的。”李大钊也说：“人生最有趣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推动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向前发展。通讯同其它新闻体裁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自由创造，诱发人的精神感应，显示出求真的美学意义。 然而，通讯的真实美不同于消息之处是在于它的真实美不仅停留在反映事实本身这一层面，更体现出价值判断。通讯的叙述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完全是一种思维活动，而思维就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一切。语言所表达的不是这种狭隘的思维，更是情感。虽然这些情感并不是未加工的印象，而是通过意识的活动被转化为观念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通讯无疑是一种传播中的信息，传播学的含义结构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在表现和描述现实世界的情况时，赋予语词和其他符号一定的含义或暗示出一定的观念指向，从而影响受众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理解，进而对受众的行为产生作用。”[④]这里所说的“观念”、“暗示”、“观念指向”，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舆论导向。由于文体本身的限制，消息的“观念指向”往往只能通过报道或不报道、多报道或少报道以及一些编排方式体现，因此往往显得苍白乏力。
消息有无主题，在新闻就界尚无一致意见，但有许多消息是无主题的，这一点无庸质疑。“无主题”自然显示不出倾向性。因此，受众一般只能从消息中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发生的前因后果及详细细节、发展过程则不甚了了，记者或媒体对事件的态度也无从得知，这对真实美来说显然是一种缺憾。通讯在这方面则不同，它不仅能让受众感受到现象的真实，而且能让你从本质上感受到“内在的真实”。
通讯内容的真实美还体现在它能抒发真实的美的情感，狄德罗说：“美就是真善的形象表现，在前面两种品质之上加以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的就显得美，善的也显着美。”通讯褒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作者的情感自然会流溢于其中，这种情感的真实美是通讯给人审美愉悦的重要因素。消息往往是纯客观的真实报道，篇幅的限制使记者的情感缺乏抒发的载体，通讯正好弥补这一不足。通讯所表达的情感，有时如小桥流水，如亲朋叙谈，如啜饮陈酿、婉转亲切，回味悠长，情感的美蕴含在叙述之中。 (二)认识生活的思辩美
通讯的思辨美作为一种思考现实生活、明辨事理而表现的美学素质，是通讯有别于消息的又一特质。思辨美要求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体现出理性思考的深度，使其反映生活且“高于”生活，通讯的这种思辨美，给群众一种发人深思、启人心智、豁然开朗的哲思美。它透过现象窥探本质、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诚如普列汉若夫所言：“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情感，也表现人们的思想。”通讯虽不是艺术，但普氏的论述也适用于通讯。通讯是表情达意的新闻文体，思辨性，给人以知性的审美感受。
通讯的思辨美首先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和开掘上。如第五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批评报道未见报 说情电话铃不停》（1994年《辽宁日报》）。“反差”强烈的东西，是让人思考、引人入胜的东西，也是制作新闻标题很好的切入点。第七届“中国新闻奖”通讯获奖作品《下辈子，我们还当母子》（1996年4月8日《广州日报》），该报道讲述的是，广州市建设六马路小学英语教师许美云的儿子2岁时患了恶性淋巴瘤，她和丈夫培养儿子用健康心态顽强与病魔抗争，在帮助儿子延长生命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乐趣。 思辨美在文字新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应成为衡量文字新闻作品质量的标准之一。思辨美在文字新闻中的重要地位应当从五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思辨美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为前提；二是它在不同的文字新闻中有不同的体现途径，在消息和通讯中隐性体现，在言论中显性体现；三是思辨美要与新闻价值相关联；四是在处理新闻事实与说话的三对矛盾，即主观与客观、点与面、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时，需要体现思辨美；五是艺术地解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思辨美。[⑤]
通讯的思辨美，其次体现在立意的角度上。通讯的倾向性就是在角度中凸现出来。由于世界观、方法论的不同，审美观念的差异，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通讯反映的事实而言，作者的见仁见智就显现出一种思辨，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说过：“闻写作对导语的要求很高，要写得有魅力，令老百姓看了非读不可。”
第八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寂寂烈士坟，纷纷春雨泪》(1997年4月5日《广州日报》)中的一段话：“昨天，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雨，泪水似地撒落在银河革命公墓公安坟场的烈士墓碑上，令近在咫尺的豪华墓园与黄土一堆的烈士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扫墓者不禁为之心碎。”
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问一个问题，我们的战士，为什么那样英勇呢？就硬是不怕死呵！那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找答案，我谈了好多话，开了好多座谈会，我细细跟他们谈，让他们把心里的话谈出来。我了解到，他们由于锻炼与认识的不同，虽然有些差异，但是都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厚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就是我们战士英勇无畏的最基本动力，我想，这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吗？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我肯定了它。我正是要反映它。挖掘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思辨的美如灵光普照，通讯不再是“客观”地再现，而是具有了理性思考的深度。
通讯的思辨美从微观上来看，则体现在具体的议论性语言之中，通讯中常用叙议结合的方法，或先叙后议、或夹叙夹议。叙议结合的方式，使通讯的主题得到理性的升华。
通讯的这种意气风发的议论因为是建立在叙事基础之上，它是对事实的理性提升。有了客观事实的依据，议论是有的放矢，根底深厚，不枯燥，不抽象，具有深刻的说服力，智性的思辨之美洋溢于其中。 （三）表现生活的形象美
黑格尔在分析美的要素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借以表现出意韵和特性的东西。”如果说，通讯的真实美和思辨美是其美的内容，那么形象美就是内容籍以表现的形式。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通讯是最形象性的新闻文体，因此，形象美是通讯有别于其它新闻文体的又一最显著的美学特征。 人物和情节是通讯形象美的重要表现。通讯可以采用动作、外貌、心理、语言、细节等诸多文学表现方法，来反映形象性生动的“新闻人物”。 通讯《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2004年 6月3日在《人民日报》）之所以感人，就是记者用情至深来表现形象的结果。特别是对“泪”的描写，记者真是情深意长，情意绵绵。在这篇通讯中，记者提到三种泪：受访者的泪、任长霞的泪、记者的泪。在受访者讲述中，冯长庚“含泪”、韩素珍“老泪纵横”、张生林“未语泪流，泣不成声”、陈秀英“泪流满面”、任俊杰“眼含泪水”、刘春雨“失声痛哭”、任长霞母亲“抹了一把泪”、丈夫“泪光闪闪”、儿子“痛哭”、妹妹“眼里闪着酸楚的泪光”、生前搭档“生生把将要流出的泪水憋了回去”、战友“声音哽咽”、任长霞面对陈秀英的伤疤“泪水一下流了下来”、面对犯罪嫌疑人年幼的儿子“悄悄抹泪”、面对成孤儿的刘春雨“眼含热泪”等等。对受访者12次泪水的描写和对任长霞的泪水描写所体现出的真挚感情使党员干部与百姓血肉联系的主题有了更具象的表达，同时也使任长霞的形象有血有肉，有人情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百姓为任长霞流泪，是因为她“抹亮了嵩岳一片蓝天，还给了登封一方平安”,是感激的泪水；任长霞流泪,是因为她有“执法为民，关爱百姓的深切情怀”，是真爱的泪水；亲友流泪，是因为她把有限的生命时光几乎全部用到了事业上，是痛惜的泪水“记者的泪更是一唱三叹”，嵩岳无言，颖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粱启超曾说报刊文章要“笔锋常带感情”，在这里，记者的泪不仅引领下文，更是物我情融的结果，使感情含蓄又深沉。常说“真情催下记者泪”，这些对泪的描述又怎能不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他们的感动与欣慰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先进人物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但以往的英模报道，很少涉笔于情，只是写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浓厚感情，而淡化了他们对亲人的真挚情意，往往给人以“英雄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印象和误解，造成受众与先进人物之间的情感疏离，甚至使一些受众产生了先进人物可敬不可亲的感觉。这种报道是对人性美的一种排挤、误导和扭曲。通讯《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不回避英模人物的自然本性，不仅真实写了任长霞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的感情，而且激情讴歌了这种最率真的人性之美，展现了英模“真我”本色，使人间真情得到了表露，使人间真爱得到了肯定，也使人性之美真正回归到我们的新闻作品中来。
通过语言表现新闻人物，这种写法在通讯中颇为常见。《“扶贫司令”彭楚政》（2000年3月14日《解放军报》）就是通过豁出命根子、刨除穷根子，党员干部要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壮胆子、出点子、趟路子，生命像一根火柴，划着就要为人民燃烧这些或质朴、或生动的语言，歌颂这位人民公仆“位尊不移公仆心”的高尚品质。
事件通讯以“情节”为主要构架，通讯对新闻事件的“情节”描写，也大量借鉴文学手法比如倒叙、插叙、补叙、描写等，使情节显得生动，给人以形象的美感。
通讯的形象美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通讯的语言表达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甚至有的通讯作品很类似于散文。比如魏巍先生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其语言的优美，感情的抒发，不亚于抒情散文，甚而形成一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