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原则 基础之上??”[9]曾在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任职的张如磉回忆说: “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转移，早在 1969 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出台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0]对中国在越南取得抗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的评价中，其作用也由“最重要因素”变为了“基本因素”。这明显与此时苏联加大对越政策调整力度有关。
在越南方面显示出对苏联感激并倚重苏联军事援助的倾向后，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采取了有些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直接影响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借境运输援越物资问题，越南党领导人自然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愈益感到不满，其对中国的离异心理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政策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一) 中苏关系破裂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的 70 年代，苏联在处理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方面，不走缓和的路线，而是选择强硬的“有限主权论”。《真理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刊文明确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采取了超然立场而又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这实际上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大 家庭，首先是有苏联作为它的中心力量的存在，这里也包括它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任何削弱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种联系的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对此不能漠不关心。”
上述理论的逻辑和实质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大家庭”内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以此为标志，中国全面进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后的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以苏联忠实盟友的身份，在冷战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然而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逐步恶 化。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的”，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严重分歧，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苏共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进而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以逼迫中国就范，中苏之间进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在 70 年代，这种分歧、矛盾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对立状态。双方不仅继续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强化对对方的批评和谴责，而且在安全战略上互视为威胁。苏联向中国发动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和南部建立了很大程度针对中国的弧形包 围圈。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周边安全的现实威胁。
7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是继续推行 60 年代的方针，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压力。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了 50 个师，并在蒙古驻扎了 8 万军队。部署的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包括增加部署先进的坦克、重型轰炸机和 SS －20 导弹，苏太平洋舰队增加了航空母舰等 20 多艘大型水面舰艇等。苏联还企图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包围圈。1969 年苏联就提出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到 70 年代后期，苏联先后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声称对这些国家负有安全义务。其二是离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防止美国同中国结成反苏战略同盟，阻止中国建立起反苏国际统一战线。苏联分别在1972 年和 1979 年两次同美国谈判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同牵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 1972 年5 月，是在尼克松访华后三个月; 第二次是 1979
年 6 月，是中美建交后六个月。另一方面，苏联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苏联媒体不断发表言论，抨击中国的对外政策，挑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二) 中美和解消极影响中越关系
面对 70 年代苏联推行强硬与僵硬的对华政策，特别是 1968 年 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苏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1969 年 9 月，与中国关系密切的胡志明主席去世后，越南党日益被亲苏势力所控制，出于与苏联争夺越南以确保中国南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方面也开始加大对越南物质援助的力度。特别是中美开始秘密接触，两国关系开始踏上正常化的道路之后，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不满，同时促使越方配合中国的国际战略，加速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也要通过加大援助力度和做出更多的善意姿态，来对越方做出一些补偿。1971—1973 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援助总额近 90 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已超过过去 20 年的总和。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改变了过去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不合作和极度猜疑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顺利多了。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 1972 年 3 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后，这种变化显现得尤为明显。在越美和谈问题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的反对态度，转而给予赞同和支持。
1970 年下半年，周恩来就先后表示，“过去几年里，越南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外交斗争是有效的”[11]。
不过，尽管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矛盾的激烈程 度有所降低，对越南来说，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也随之减轻，但越南的首要敌人是美国，中美关系的缓和无论如何让越南方面难以接受。
面对中美和解的现实，越南方面反应消极。越南与中国事实上渐行渐远。为防止中美接近，越南领导人在 1971 年建议建立一个由中国领头，“孤立美国，削弱美日同盟，动摇东南亚资产阶级，进而击破美国全球战略”[12]的世界联合阵线，但这一设想因有悖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而被中国婉言拒绝。
自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签订巴黎和平协定，3 月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战争正式进入越南化时期，一直到 1975 年北越解放西贡，实现全越统一为止，中越关系进入一个微妙的时期。此期，中国既坚持援越，又逐渐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 既支持越南统一全国，又对越南实现统一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保留。这原本是国际局势变化后，中国对援越政策的适时调整和对越南统一问题的正常意见分歧，但在对华疑惧心理日益增长的越南领导人看来却是中国阻挠越南统一，使越南永远附属于中国的图谋的最好证明。而苏联此时继续给予越南巨额援助，越南在中苏的政治天平上不断向苏联一方倾斜，并最终倒向苏联。
至 1974 年，越南又系统地形成了公开抵制中国的态度。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不久，越南即出现了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声音，认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是中国对越南的“背叛”和“出卖”[13]。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一个比喻: 两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外一个兄弟却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了不满情绪，以至于在 2 月 21 日中国使馆与越南举行传统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
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14]。甚至数十年后，黎笋仍然怀疑“美国和中国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 我”[15]。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与美和解的大战略已不可改变。中国虽在与美和解过程中做出了与越南维护传统友好关系的努力，但越南还是最终倒向了苏联。
当 1977 年黎笋访华，明确探知中国反对其“印支联邦”计划后，越南便开始视中国为阻碍其通向大国之路的绊脚石。此后，中越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越南公开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而中国则认为倒向苏联的越南自愿充当苏联在东南亚的前哨，而且由于越南的“忘恩负义”，苏联完成了从陆地对中国的包围。 越战后的 1978 年 7 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新形势和新任务》决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进一步依靠苏联的支持，夺取西南(指柬埔寨) 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作战。”随后，越共中央向各部队和各省、市下达指示: “中国是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危险的敌人，是越南新的作战对象，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在边界进行反击和进攻。”[16]这导致中越边界冲突不断。1978 年 11 月，黎笋再次访苏，越南同苏联签订为期 25 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其中规定: “在双方的一方受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立即交换意见，以消除这一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7]至此，越南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正如黎笋所言，在战争结束后，越南保留了一支百万人的庞大的军队以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不得不面对苏越结盟所带来的威胁与挑战。越南的反华、排华举动不断升级，1978 年越南在中国边境挑起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高达1 108次之多[18]。此外，越南还制造了多起驱赶华人华侨事件，污蔑中国“庇护”越南南方的华侨资本家[19]，利用华侨作为在东南亚“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的“第五纵队”[20]。至 1978 年底，被驱赶的华人华侨共有 28 万人。在苏联的支持和唆使下，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