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大学生就业难已是当下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2006年的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按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而这一数据在2011年的今天又增加了几倍可以想象。蚁族、大学生毕业卖猪肉、大学生排长龙竞岗殡仪馆职位、大学生工资低于民工、公务员考试4000人竞争一个岗位、全国研究生招生比例连年扩招等等这都是大学生就业难带来的连锁反应。有大学生生写出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 对联的内容虽然夸张，但在一定层面上，却反映了大学生的就业现状。随着机械化、信息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就业难、失业率高已是一个各国都很担忧的全球性问题，对此世界各国都出台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就我国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学生就业这个问题上，国家先后出台过一系列阶段性的政策，如“统包统分”、“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此外，近些年来，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势下，国家还给予一系列辅助性政策，如大学生征兵、大学生支教、大学生村官考、扩大研究生招考比例等等，这些不同阶段就业政策的出台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然而，当下，大学生就业仍是一个大难题，2010年毕业大学生人数高达630万，预计2011年这个数字还将上涨至758万，这么宠大的就业群体所带来的政策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在2009年的时候，大学生就业问题甚至已列为国务院关注的重点民生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还谈“大学生就业政策”这个问题就不是多余的。
一、 大学生就业政策60年回顾
首先回顾一下建国60多年来我国的一系列大学生就业政策。
（一）建国初：大学生统一招生与分配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学生统一招生与分配”（统一分配制，也称作统包统配制）成了当时全新的高等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应该说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而产生的，并且基本上是为了那样一种经济体制而服务且受其制约的。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习统一分配，其具体操作方式就是以行政手段为基础，实行国家指令性分配，大学生的就业决策权主要是集中于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学校在国家统一分配政策和分配计划的约束下，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是一对一的，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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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用人单位双方都没有自己的选择权。这种分配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由上而下地命令性、强制性分配政策。这种就业政策在当时的国情之下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绩，并且被人们普遍接受，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初。
（二）80年代初：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国策的深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逐步显现而成为新时期、新阶段就业市场的新热点，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政策与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统包统分就业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于是国家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措施进行改革大学生就业制度。1985年，政府分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9年中央又提出“双向选择”制度（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向选择制）、1993年中共中央国条院分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5年国家教委出台《关于1995年进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意见》、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新政策。自此，原来的统包统配就业原则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时期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正式成为指导性的中心政策。
（三）近年来：大学生就业辅助性政策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大，尽管国家的政策一直在完善，但大学生就业难仍是一个很突出和复杂的社会问题。就此，近些年来，国家又在基本的就业制度之余制定了一些辅助性政策：
大学生征兵政策：2001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修改后的《征兵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可以缓征正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就学的学生，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服现役。当年冬季，2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应征入伍。2005年10月底，国务院、中央军委冬季征兵命令宣布全面开展征集在校大学生工作。此外，从2003年开始，国家还试行从肮等院校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士官。经过5年试点，这一做法从2008年起正式展开。2008年，国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宣布将征集对象主体从农村青年、城镇待业青年调整为全日制高中以上层次各级各类学校应届毕业生。
大学生村官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村官”政策就开始出现，到当下的大范围开展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1995年时，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在丰县实行“雏鹰工程”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的，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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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地区。这一时期，大学生“村官”人数较少，但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这一政策全国普遍展开起到了示范作用。1999年政策部门正式发文，筛选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工作者。2005年中央发文开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2008年，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座谈烩，部署选聘１０万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1]
大学生支教政策：2006年6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开发办公室，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扶贫工作的通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支一扶”，引导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在基层实践中锻炼成长，在广大青年学生中进一步树立起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这一政策中，明确强调对自愿去西部、偏远地区支教的大学生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一、原服务单位有职位空缺需补充人员时，应优先考虑接收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县、乡各类事业单位，有职位空缺需补充人员时，也应该拿出一定职位专门吸纳这部分毕业生。服务期满自主创业的，可享受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小额贷款担保和贴息等有关政策；二、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服务2年以上，服务期满后3年内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三、各级人事部门要为“三支一扶”大学生建立专门的人才库，广泛收集各类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信息，动员各类用人单位接收“三支一扶“大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指导和推荐，帮助其落实就业单位；四、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有接收单位按照所任职务比照同等条件人员确定其职务工资标准；其服务期限，计算为工龄。在今后晋升中高支撑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评定。这一就业政策的实施对大学生就业压力的级差的确成效显著。
扩大研究生招生比例政策：为缓减大学生就业压力，我国研究生扩招政策自1999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运行10年的时间。这一政策使得研究生数量迅猛增加，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研究生招生人数由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时的1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人。1999年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人数为9.22万人，2000年为12.85万人，2001年为16.52万人，2002年为20.03万人，2003年为26.89万人，2004年为33万人，2005年为36万人，2006年为40万人，2007年为42.4万人，2008年为44.9万人，2009年为47.5万人。这其中1999年~2005年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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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人数都同比增长20%以上，2001年时招生人数比2000年甚至增长39.4%。2006年~2010年每年硕士生招生人数比例也保持在同比增长5%以上。[2]这一政策的确为缓减大学生就业压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60年来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利弊得失
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的确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渠道，不失为一定时期卓有成效的就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先说统一分配制度。国家统一分配的就业政策，其优势是明显的。从国家这一方面来说，它是政府以强力调控实行国家对大学生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以期对高层次人力资源的配置能够最大限度地与国家发展的目标相一致，最有效地与国家的民菜规划相协调，从而达到“人尽其才”的配置状态。这种就业政策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紧密相联的，而且能够很好地为其服务。面对当时新中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现实状况，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工程建设需要大量技术人才，国家实行那样计划分配、协调人才投入产出的政策，的确能有针对性地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人才需要，使高等教育与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密切的关联，这一就业政策就当时而言是十分成功的。从毕业生这一方面来说，就业有国家把关安排，就业者没有择业的盲目性和茫然感，一切听从国家安排，而且保证了就业者的就业成功率。直至今天，有相当多的人们还是很怀念这种没有后顾之忧的就业政策。当然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这样的就业政策极容易养成社会从业者普遍的惰性，大锅饭式的社会心态的显著特征。再者，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方都没有自由选择权，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就业者不适合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也不满就业者，但出于国家政策只能得过且过。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统一分配式的就业政策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于时应时代而生国家出台了新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这一就业政策的优势在于：就业者、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充分体现出来，并且有市场为导向，使用人单位与就业者之间建立了一定的纽带与桥梁。用人单位可以招到自己想要的员工，就业者也可以多方衡量找到适合自己的单位，市场作为调节者反馈着用人单位的要求和就业者的群体信息。相比与统一分配制其市场性、灵活性、自主性、时效性的特点非常突出。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缺陷仍然存在。市场作为调节用人单位与就业者之间的纽带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之现行教育体制内存在的“脱节于市场”的弊端，大学生的所学专业与市场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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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所学无用、大学生无能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加深了就业者的茫然性、盲目性，很多大学生面临毕业，自觉一无是处。当下各大城市宠大的“蚊族”群体、大学生卖猪肉、大学生当环卫工人的现象就是这种政策负面影响的证据。茫然之下，大学生害怕市场、不敢走入社会的心态越来越普遍，于是争相考研、考博、考公务员、考村官的考试热潮越来越兴盛，这一点不得不值得我们反思。
其他诸如大学生征兵、大学生村官、大学生支教、研究生招生人数扩招等辅助性就业政策在一定时期是起到了缓减就业压力的效果，但是它们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策略，得不到根治的目的。尤其研究生招生人数扩招这一政策，多年下来已甚受社会反感。因为它起到的负作用甚至多过于其正面作用：研究生素质普遍下降；导师与指导学生比例严重失调因而出现大量学生无人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频频出现抄袭事件、研究生社会认同感降低、研究生就业难等连锁问题越来越严重，真是“病”越治越重了。大学生村官制也由最初的颇受青睐现在变得越来越遭社会排斥，“村官”考公务降分政策的诱惑成了一些高官子弟们眼里的肥肉，以至于“村官”成了他们跨越国考难关的有力跳板，而真正的就业者处境则十分尴尬，社会上对此一片哗然之声。
三、 大学生就业政策之我见
（一）国外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参考性价值
大学生就业政策何去何从？在反思我们自身政策的同时，国外一些经验也值得我们关注借鉴。顾惊雷先生把国外的大学生就业政策从其取得的社会效果上划分成了三类：就业需求促进政策（如德国、日本，主要手段是直接补贴和税收等政策、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或鼓励创业）、就业供给促进政策（如美国、英国、日本，主要手段是特定地区特定职业补贴政策、以培训等的方式提升大学生能力、加大职业教育力度、灵活就业、增加非全日制工作岗位等）、供求匹配促进政策（如英国，主要手段是奉行盎格鲁－撒克逊市场经济模式，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而提升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他认为：企业补贴这种违背基本市场规律的做法并不可取，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上，应着重考虑如何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他认为这一点在中国有着具大的发展空间。他强调西部就业优惠政策应加大执行力度而非停留在宣传层面；加大二三线城市对大学生需求的宣传力度；增加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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