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等，新闻报道都及时跟进，并对事件起因、责任划分、政府监督职责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虽然如此，媒体对事故灾难的报道还大有改进的余地。传统报道思想的影响依然十分顽固，2010年3月28日发生的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新闻报道突出“国家强大和以人为本造就王家岭‘救援奇迹’”就是例证。
3.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传播，自SARS事件后有改观，但总体仍不够透明。我国公共卫生危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危机报道的禁区。通常，我国有关各种流行疾病，关于各种动物的流行病都是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出现，这些统计数据在媒体上较少出现，公众无法通过媒体获知公共卫生事件的详情。“非典”后，我国开始建立公开、及时报道疫情灾难新闻的传播机制，多起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如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事件，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5年7月至8月的“四川怪病”（人感染猪链球菌病），2008年春夏之际的“手足口病”，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一些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敏感度、责任感，报道强度有所提高。
媒体报道进步的同时，仍然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例——2008年3月开始，三鹿集团陆续接到了一些婴儿喝三鹿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病的消费者投诉，但直到9月11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刊出后，才锁定问题奶粉就是“三鹿”，此时流入市场的问题奶粉已达到700吨。从2008年3月到9月大约半年的时间，媒体对问题奶粉不仅没有及时揭露，而且积极参与“企业形象”宣传，给“三鹿集团”戴上许多“光环”，给问题的查处增加了障碍。 因为我国媒体对公共卫生危机报道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官员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下意识的行动就是捂住，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公开信息，媒体对公共卫生事件报道呈现为“挤牙膏”的僵硬模式。这种情况在“非典”之后没有发生根本的改观。
4.社会安全事件危机传播：“稳定”名义下的新闻封锁仍为常态。社会安全事件是我国公共危机中一个异常敏感的领域，媒体对这类危机的报道是“不由自主”，必须按照政府部门的“统一口径”进行，因而一直以来都本着“宁慢一分，不抢一秒”的原则。1994年3月份发生在浙江省千岛湖的“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案件”，由于报道滞后，使原本一个刑侦案件酿成了一个涉及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2002年9月14日发生在南京汤山镇的重大投毒事件，由于地方媒体没有主动性，导致死亡人数“内外不一”、“前后矛盾”，既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同时也损害了国家的国际形象。
2005年颁发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依然明确规定，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一般不作公开报道，可通过内参反映。确需公开报道的，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统一部署，授权新华社发布消息”。⑦ 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于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强的社会安全共事件的信息控制依然比较严格，媒体对社会安全事件报道发展相对滞后，透明度与开放度相对较低。
2008年“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骚乱”爆发后，我国媒体集体失语，错失发布信息的良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仅新华社发布了简短消息；在来势汹汹的负面国际舆论面前沉默不语，当西方媒体肆意歪曲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事件时，我国媒体丧失主动权，给国家形象造成损失，也给政府外交工作造成被动。第一时间反击和揭露西方媒体无耻行径的，不是掌握话语权的主流媒体，而是来自民间的网民。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瓮安事件”，从6月22日凌晨初二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到6月28日瓮安事件爆发的7天时间内，从中央到贵州省内的主流媒体都没有对事件进行任何报道；事件爆发后，6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个308字的简单通稿，对事件本身只字不提，大谈政府如何处置，群众如何被坏人利用，结果酿成了一场灾难。
总之，在社会安全事件传播中，政府以维护稳定名义对新闻进行封锁的情况比较突出，媒体只能是在政府容许范围内进行报道。
第二个方面是在危机周期的各阶段，媒体角色的调适不到位。
危机征兆期，媒体严重缺位。危机管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认为危机是可以认识的，任何一个危机在发生之前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前期征兆。危机爆发前夕，各种不利因素已经显露出“蛛丝马迹”，媒体对此应该有一个“预警”。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媒体在危机征兆期，基本上严重缺位，几乎看不到哪一次有预警报道。
危机爆发期和蔓延期，媒体角色错位。根据危机管理理论，危机尤其是群体事件爆发后，媒体应该成为政府与大众信息、感情交流的平台，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连接和舆情互动。一方面，媒体可以向公众及时传递政府的态度、决策和措施，缓解公众恐慌，引导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和信赖，配合政府的各项举措。另一方面，媒体可通过其广泛的社会触角，在短时间内收集公众的需求、意见和态度等信息，将之传递给政府，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双方信息和感情的沟通，可以缓解矛盾，平息事端。但是，实际上，我国媒体习惯单方面充当政府的喉舌，群众的呼声得不到表达，以致双方隔阂不能消除，反而激化矛盾，给政府帮倒忙。
危机痊愈期，媒体早退，造成反思功能的缺失。危机痊愈期的媒体，主要作用是引导全社会“痛定思痛”，对危机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和科学反思，避免危机再次爆发，或能够在下次危机发生时采取有效措施。这里所说的反思是社会的整体反思，媒体是这场反思的平台，媒体从业人员是社会反思的记录者。
反思，是危机传播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往往在危机的痊愈期过早退位，造成反思功能的缺失。危机过去了，万事大吉了。由于反思缺失，一些类似危机反复出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甚至比危机本身还要可怕。
三、中国危机传播的症结
我国媒体的危机传播不作为或者不当作为，有媒体和记者自身素质的原因，但我认为，主要症结在于政府没有处理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善待媒体。
首先，政府对媒体过度控制。遇有突发事件，媒体报不报、由谁报、何时报、报什么、如何报，等等都必须以政府意见为准。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统一发稿”、“统一口径”。1989年1月，国务院、中宣部发出《关于改进突发事件报道工作的通知》，规定重大突发事件要请示国务院领导，一般由中央新闻单位报道，必要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199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知》，重申了1989年1月《通知》的精神，规定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一律由中央外宣办公室协调，归口管理，新华社统一发稿。由此，如果没有有关部门授权，各地新闻单位一般不能擅自公开报道。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至今，出于诸多因素的考虑，许多类似规定不再用文件形式下达，而是通过电话、小范围会议等“内部传达”的形式通知。媒体每天都会接到上级主管部门若干个“不准报道”的电话通知。学者芮必峰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媒介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不能做出快速反应；不敢有自己的声音，原因在于媒介自身没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和地位。中国媒介所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权力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因此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我们的媒介只有小心地观望，耐心地等待上级的指示精神和宣传的口径。”⑧ 一位前宣传部门的官员写道：“我也参加过制定‘口径’的工作，一遇到突发事件，宣传部门一般会布置一个报道方向，也就是口径。口径一般是把大事说小，或者领导及时到场抢险，人心稳定等等。而且，要找到一些好人好事，把悲歌当颂歌来完成，以冲淡突发事件的影响。正是这种口径，这种报道方式，造就了经常揭露中国阴暗面的美国之音收听率节节攀升，把自己的听众拱手相让。”⑨
其次，许多官员思想深处有许多错误的媒体观。比如将媒体视为唱赞歌的吹鼓手，认为媒体的质疑性言论是大不敬，揭露性报道是破坏安定团结，是“添乱”，
要求媒体在报道与政府相关的各项工作时只能唱赞歌，做正面宣传，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或是将媒体看作是下属。长期以来形成的管理传统，许多官员依然视政府为媒体的“上级”、媒体是政府的“下属”，媒体理所应当地为政府说话。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前来采访的记者：“你们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6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⑩ 逯军的观点在官员中普遍存在。或是将媒体当敌人。当媒体的传播诉求与政府的主管意愿相违背时，一些官员就将该媒体视为敌人，对媒体的采访采取抵制态度，处处设防，“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某些政府官员的顺口溜。“不得与记者交谈”、“不许采访”之类的话经常被提起，甚至一些地方政府还会动用警察、保安等武装力量来对付记者。
再次，新闻主管部门片面的报道观念。1989年11月25日，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观意识形态的李瑞环在新闻工作研讨班的讲话时，“从稳定是压倒一切这个大局”出发，提出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虽然李瑞环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它当作了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并且把它推向了极端：“正面宣传为主”就是表扬报道、成绩报道为主，“报喜不报忧”。按照这种报道观念，危机报道100％属于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属于负面报道，于是，很多危机事件被延迟报道或者被禁止报道，即使报道了，也是“轻事实而重精神”，集中于领导如何如何重视，政府如何如何采取措施，群众如何如何感激政府等。
第四，政府不是按照法律管理危机报道。我国新闻法仍未出台，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法规也很粗疏，一些问题仍不清晰，如危机传播中媒介的权利和责任到底有哪些，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媒介披露事实的自由度如何界定，等等。目前对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报道权利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宣传纪律和临时意见来实现，而这些宣传纪律、临时意见和条例没有给传媒太大的报道空间。2008年，我在几个地方讲学，都把6.28贵州“瓮安事件”作为一个正面例子在说。其实，“瓮安事件”中，媒体7月1日后有戏剧性的“变脸”情节。之前，贵州媒体依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