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
近一段时期以来，有关浙江大学校长人选及新校长到来之后所引起一系列风波，令笔者想起曾在当时引起大家热烈讨论的钱学森老先生“最后一问”。钱学森老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前来探望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
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的确，中国大学数量之多，在校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博研究生，都居世界之最；但至于教学质量怎样、学习效果如何、有多少个发明创新？作为一个行外之人，不敢恭维，而更加令人堪忧的是，现在的清华、北大，已基本上成国外一些知名大学本科生培训基地，2006年，清华、北大已超越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而成为拿到美国理工科博士学位最多的两家学士生源机构。更令人心痛的是，出国留学又有几人再回来？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在过去30年中，外国人中获
得美国大学颁发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最多的是中国人。而那些拿到博士学位的学生有近90%留在美国。
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无一不与人才济济息息相关，故此，中国的教育者们面对现状，不能无动于衷；
而作为一个局外之人的我，也想说几句行外之话，对与否，则在其次。
实际上，在高校，无非就是三种角色：求知者，授智者和服务者；如果各司其职，加上中国学生的聪明和勤奋，人才辈出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不能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更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缺乏张扬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只以输赢论英雄，而同时服务者的角色颠倒和混乱，由此，才造成钱学森老先生“最后一问”。
2
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求知者。
抗日战争时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然而求知者们仍埋头苦学，并张扬着理想主义色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走出国门之外的求知者们，再诱人的待遇、条件也阻挡不了他们回国之心；如果没有他们的无私奉献，现在许多重
大工程建设所创造的奇迹，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是，在当前的世俗面前，许多东西都已变得面目全非，校园也不例外，急功近利非常明显。哪门专业热门、好就业，就学那门；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即使想学自己所喜欢专业，但在家长“好心”的劝阻下，最后处于“两难”境地，就这样，四年的大学生活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何谈收获？而且，学生对某方面知识的热情和偏爱早就在高考一路考过来的压力下变形了、
变没了、消失了；随后而来就慢慢造成独立思考的缺乏，甚至是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
并且高考考前压力越大、考后压力顿失，这种“失重”感，一定程度上造就的“茫然不知所措”心理，大学一年级新生松懈之心存不存在？加之刚离开家庭和父母的“监督”，“天高凭鸟飞”，避重就轻又是一种本能，于是，新生松散之心存不存在？时
光如逝，四年大学时光转眼即已走远。
另外，现在“不拘一格降人才”氛围还有没有？高考在保证一定的公平、公正之后，也造成所谓的只有全才、没有专才，更不可能出现如民国时期高校种种传奇，传奇之一，一名新生第一天上课，走到教授面前，拿出一本笔记本，谦卑地说，教授，这是我对这门功课的一些看法；第二次上课，这位教授对学生们说，以后这门课请某某同学来给大家上，我认为他研究得比我
还透彻。现在有这样的传奇吗？有存在这样传奇的土壤吗？
3
授智者呢？又是什么样的状况？
大学老师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之外，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一个涉及到各种切身利益的职称问题就可见各种光怪陆离之现象。为了评定一个职称，老师们要花费多少精力在评职称之外？还有一些条条框框，比如在核心刊物发表多少篇论文等等，而对于学生对该老师在教学方面是如何评价的，所占比重甚少，于是造成教学成副业，写论文成主业之奇怪现象；为了发表论文，托关系的、花钱买版面的，不一而足，而论文水平失真、抄袭、造假等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老师能带出什么样的学生？我们
可想而知。
授智者本义在于授业解惑，然而，在世风日下的今天，“良心事业”又有几个在凭良心做？有多少老师对学生怀有慈爱、关注
之心？
现在的大学，那种传统意义上师徒亲情已很式微。学生与老师基本上成为一种商品关系，我花钱，买你的知识，你用知识来换我的金钱；甚至有绝少一部分学生用身体换知识、资源；职业道德的滑坡，造成曾经很高尚、庄重的“教授”称呼，在网上
被众多的网民戏谑为“叫兽”。
崇高的职业已被极少一部分人给沾污了。
4
官本位思想，使服务者角色的错位。
在高校按职责区分，只要不是求学者与教学者，其他，都是服务者，服务于求学和教学两者；然而，中国之一大特色就是服务者总是会摇身一变，成管理者，各行各业大抵如此。君不见，现在甚至连保姆都有一天可能会摇身一变，成女主人了！
角色错位不奇怪，奇怪的是“习以为常”！并从不去反思为什么？
角色错位带来的是官本位思想盛行。在教学单位、学术机构中，总要带上一个“官帽”，比如，某某，校长，括号，副部级或正厅级等等。这种思维一固化、成定势，带来的后果很可怕，于是，本来属性“服务”职能丢了，变成管理者，造成服务者（管理者）与求学者和教学者之间巨大的鸿沟，任何动作都以行政命令“招呼”，鲜有与求、教两者沟通、咨询；更有甚者，学生和
教授如有需求，还得贴上去、求着他们。
并且，在教育产业化和扩大化之后，没有几个高校不在扩建、新建，校长俨然变成大包工头，有少数高校一个破校门就花费
几千万银子？这里面的猫腻有多少？难道校门建得富丽堂皇就表明该校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水平高？
一个不团结的集体，一个不张扬理想主义的群体，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吗？
高校官本位一日不除，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一日建不成。
5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一看国外著名大学是如何建成的。
美国哈佛大学Dexter门上至今还铸刻着校长艾略特100年前的题词：外面写着“进入本大学，在智慧中成长”，内侧写着“离
开后服务国家与人类”。
艾略特当校长时，哈佛大学个人主义之风盛行，本科生们几乎无人管制，他们可以住在任何他们想住的地方，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上课就行。校方从不打算把学生组织起来或者强调任何形式的统一。有些人来上学，口袋里装着1.5万美元（当时已是非常富有）一年的零花钱，开着车带着仆人，住在高档公寓的豪华套房，只图玩乐，一无所获，也可以顺利通过考试毕业。
但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从全世界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他想要的一切营养。为什么呢？因为对本科生采取最放任自由的一种的教学方式，即将所有课程向所有的学生开放，取消一切必修课程，让学生完全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内容。因为校长艾略特他相信，19或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们最喜欢什么，最适合学习什么。即使无所爱，至少也应该有所恶，如果硬把一个学生推向
他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兴趣的领域去学习是愚蠢的。
在教学方式上采取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即教师不再一个人在讲坛上滔滔不绝地朗读或演讲，而是通过接连不断地提问、质
疑，启发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讨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