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领导和管理所辖区域内的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规定了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收容范围是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上学不受歧视，家属子女不受歧视等权益保障问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等。随后，劳动教养法制建设有了新的发展。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劳动教养的通知》；1981年4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将劳动教养场所列为特殊事业单位的通知》；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规定》；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上述法制建设成就进一步从实体规范、程序规范和组织规范等方面完善了劳动教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发展与变革的实际状况。但是，上述法制建设是在原有的立法规范基础上通过制定一些相应的行政法规或法规性文件的形式所作的修补性努力，并未解决劳动教养法制建设的基础，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现实矛盾，冲突和不适应等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教养收容对象、范围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调整，特别是1982年《劳动教养实行办法》和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相应规定，使劳动教养由原来带有安置就业职能的行政措施，演变成为一种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这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必然
引起劳动教养立法调整对象与我国《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由于劳动教养单一的1至3年的限制自由期限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分类分级的制裁形式的矛盾有冲突，造成建立在客观社会危害性基础上的归责理论体系严重紊乱，第二，劳动教养法的规格及效力存在的疑点，层次较低的行政性规范能否单独作为对劳动教养对象确定违法犯罪程度的法律准则和适用依据等问题，引起法学理论界对劳动教养是否合法的争论。加之劳动教养法规现行规范中的立法技术粗疏，许多条文规定的含义模糊不清，如：《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有“反社会主义反动分子”、“屡教不改”等规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中有“轻微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违法犯罪行为及屡教不改”等规定，均属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法定条件，因其出入较大，势必造成执法中的随意性，影响劳动教养的法制形象，第三，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中行政权属于主导地位，由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控制这一权力，鉴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种非常设性，因此，面对经常大量发生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的管理实务，只好委托给相应的行政机关办理，这种状况弊端很多，不仅造成权力真空，主管行政机关各自为政，而且，极易造成劳动教养适用与执行这一事关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法律行为的非程序性与不均性，所造成的冤假错案也很难纠正。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进程。近年来，劳动教养程序因其缺乏人权保障机制
而屡遭非议。并且，这一状况已成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劳动教养制度新一轮立法完善过程的理性思考
1987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将《劳动教养法》列入国家“七五”立法规划。据此，司法部组成了劳动教养立法领导小组草案起草工作班子，经过4年多的紧张艰苦的调研论证、起草、修订工作，1991年11月5日，司法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教养法}送审稿及说明报请国务院审议。该“法案”在国务院随后组织的讨论中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该“法案”中表述的劳动教养性质为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然而，对这种治安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却未作出严格而又清晰的界定，只得援引相关法律的概念加以说明。对此，学术界认为劳动教养立法的客观性依据不足，法律地位不明确。第二，该“法案”中规定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由国家治安行政机关负责，管理执行工作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这一规定只是肯定了劳动教养审批与执行制度的现状，并未在劳动教养适用程序法治化进程中有大的突破。因此，在随后的诸多评述、论着中屡遭程序规制的轻率、随意、缺乏人权保障机制等非议。第三，该“法案”对劳动教养期限下限与上限规定调整为6个月至2年，但由于其单一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执行模式，所以仍为摆脱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相比较陷入的“不公平”尴尬境地。第四，由于当时处于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的论证准备阶段，因此，专家及学者建议在修订刑法过程中，通过保安处分的规制解决劳动教养问题。
也有学者评击劳动教养弊多利少，易遭垢病，主张废止这一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国务院法制局复函司法部，提出鉴于在一些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重要问题，各方面意见都很不一致，因此，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作出进一步研究。
迄今为止，虽然劳动教养制度未能尽如人愿完成它法典化的自我完善过程。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劳动教养法制建设仍在许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长足发展。
B、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公布，次年十月一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随后制定并于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确立了劳动教养适用程序中的内部行政复议和外部司法审查监督的新体制，都标志着我国的劳动教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决定》，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二日公布、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以及国务院于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行，从劳动教养的调整对象、行政赔偿、警务管理和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劳动教养制度作了若干重大重要的补充。 所以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制建设问题。主要涉及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及以原则的确立，调整对象与范围的严格界
定，适用程序与方法、手段的规制，执行模式与管理体制的规划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明确了立法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正确的社会价值定位以及对所采用的手段、方法的实证性考察与科学评估是其中重要的环节。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认为，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决不是简单的继承、改造与发展的问题，而应该是通过对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理基础的理想主义的犯罪预防观、社会防卫为主的法律价值观和工具主义的社会实践观进行反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治经纬中，确立劳动教养合法立法方向目标和价值定位，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