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中国人的信用
一日，众人在一起谈起现在信用问题，大家唇枪舌剑，风烟顿起。一方义愤填膺，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中国人没有信用，美国传教士明恩薄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把言而无信总结为中国人的二十六个特征之一。当代中国的最大危机是信用危机，坑蒙拐骗盛行。
另一方不以为然，常常发问：中国是礼仪之邦，信用为本。“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等古训在我们中间流传，这种文化沉淀不是说你要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孔夫子一句“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成为中国人最正统、最经典的人生哲学。
那么,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诚信呢？或许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些蛛丝马迹。
一、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这个难题至今尚无定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真真切切感觉到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接受了“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的思想、行为和人生哲学都是以这为出发点的。正是由于人是好的，我们设计法律去限制就是多余的了，而完全取决于自身的道德修养。“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应该下力气的是如何教化“刁民”。因而，个人信用仅仅通过个人内省的方式加以纠正与规范，缺少法律“护航”。
这在我国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事实证明还是相当奏效的，至少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严重阻碍社会的进一步前进。我们来看看传统农业社会，这时，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个散落各处的小村庄或小城镇里，大家都是远亲近邻，彼此熟悉。倘若谁赖帐不还，“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散播开来。中国人讲求面子，谁不守信用，就等于失去了面子；谁要是失去了面子，就等于在社会交往中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这也就等于被剥夺了社会的生存权。即使你想“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可是几乎你的所有都“固化”在这快土地上，离乡背井的成本是很高的，除非万不得已。正是因为这一道德惩罚的威胁是可信的，而且做一锤子买卖后的迁徙成本太高，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这样的话，重复博弈就可以进行下去。
很显然，在这里，信用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信用的严肃性是不需要严格规定的，因为谁都知道违规的严重后果。这样历代因袭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信义之邦中，信用的约束机制反而十分软弱，信用制度和维护它的法律体系反倒不十分健全。
反观西方社会，他们文化和思想的灵魂深处是人性本恶的，行为方式只是思想的影子。这样，随之而来的制度建设就是以这为渊源的。他们深知人的高素质是在一定环境下“逼”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他们进行交易就以契约联结起来，而法律对契约给予了切实的保证，并不断在交易进行中得到完善。
我们从西方法律的变迁就可管中窥豹。西方法律的原型来源于人类的第一部法典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明确地规定了债务人欠债还钱的义务，并规定欠债不还的人将沦为债务奴隶。这一法律原则后来演变为现代西方法律中“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而信用问题的实质是财产问题或产权问题，信用活动产生的制度前提是交易双方拥有独立的财产，或说交易主体必须是拥有独立财产的所有者或产权主体。
套用汪丁丁的话来说，信用的建立是靠超越私人联系的法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支撑体系”维系着，还是靠血缘亲族或其他私人联系方式来维系，对于信用的建立及有效性至关重要。确实，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不同文化土壤诞生的这两种信用交易保障体系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但当我们穿过历史长廊走向现代社会时，这种靠“人情”、“道德”维系的信用体系日益显露其弊病来了。
二、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往往会出现信用危机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战乱不断，市场秩序异常混乱。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也是一个剧烈震荡的社会转型期），为什么信用问题并没有凸显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呢？
这时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与此相应的是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一种纵向命令式决策方式，相互之间交易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时，诚信还是被内化为人的道德修养和觉悟。而商品经济是一种横向分散化决策，这就要求交易双方是对等的，诚信是这种横向交易联系的“润滑剂”，信用的缺失会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急剧上升。当严重到一定程度时，交易就没法进行下去了。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都是以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取代交易双方诚信的纽带，此时，诚信的缺失对于整个经济运行是无足轻重的。
诺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曾说过：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的要素。确实如此，不断的强制的意识形态的输灌也对信用体系的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时，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的道德规范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在意识形态的重压之下，人们的行为相应的出现了某些“异化”——拼命地掩饰人本身所固有的“丑陋”。因为倘若谁违背了意识形态内含的社会规范，他（她）就会被整个社会所唾弃，甚至被划为阶级敌人，这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是悲惨世界。意识形态不断的输灌与对违反意识形态所提倡的社会规范惩罚的严重性，使得交易双方相互博弈过程的惩罚成本很高，这也大大遏止了人们失信的行为。
毫无疑问，这仍就是一种“人治”，缺乏一种“法的精神”。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扭曲下，已经被战乱破坏的信用体系脆弱地维系着，其实这时我们已经坐在“火山口”上，只不过我们还没有觉察到罢了。
三、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生活悄然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计划经济逐渐地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这一社会经济转轨过程中，一度市场秩序混乱，坑蒙拐骗盛行，假冒伪劣泛滥，似乎一夜之间，中国人的诚信丢到了爪哇国。国人惊呼中国人道德严重滑坡！其实，这只不过是“压抑”的火山爆发罢了。
诚信反映出来的看似道德问题，其本质上是一个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我们过去维系诚信的仅仅是道德约束以及此后意识形态的输灌，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原有一切的存在基础都已经打破，而相应的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契约实施的法律制度建设却非常滞后。同时，我们不少法律制度的制定是自上而下确定的，并不是人们之间相互多重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不具有自我实施的基础，随意性很大，于是人们只好“自动”地通过变通制度（如寻租、人情关系等等）从而达到制度的均衡。不可避免地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法律的空子，这就破坏法律本身的威慑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不讲信用、违约很容易逍遥法外，那么谁还会去讲信用呢？
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和失效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本身体制转轨出现的制度和产权“真空”。由于计划经济时的惯性思维，政府想放又不敢放，有意无意的干预经济，结果“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政策波动比较大，造成人们预期的不稳定，靠政策资源吃饭这种非生产性活动剧增。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的缺失导致国有企业经常性作“一锤子买卖”。同时国有企业的行为深深影响着政府行为，政府和国有企业常常“狼狈为奸”。因而人们对政府的信誉不由产生了疑问。
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特色，对此我们要正确看待。解决产权问题，使得交易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与此同时政府规范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缺失的信用是会回归的。
四、我国当前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据有关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估计：我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至20%。具体来说，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为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也超过2000亿元。难怪乎！打造“信用中国”成为今年一大流行词语。加入WTO肯定将在中国历史进程上抹上浓重的一笔。它为打造信用中国重构我们的信用基础与体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动因。
与国际的进一步接轨,规范成熟的市场经济规则和做法不断被引进、吸收、消化，必然促使我国市场经济更快地发育成长。优胜劣汰的竞争相应地会产生能够战胜欺诈的利益支撑系统，牺牲信誉无异于杀鸡取卵。在我们跨进WTO大门的时候，南京冠生园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日前，因“陈馅月饼”事件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南京冠生园，以“经营不善，管理混乱，资不抵债”为由向南京市中级法院申请破产，法院已受理此案并正式启动破产程序。南京冠生园的破产其实就是信誉的破产。媒体曝光只是导火线，并非因果关系，而其信誉缺失迟早会出现这种结局。
谁偷走了中国人的信用？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做的只是拾回曾经属于我们的东西，只不过是现在的环境与信用基础发生变化罢了。这何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次“创造性毁灭”的进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