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八月未央》与杜拉斯《情人》伦理关系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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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妮宝贝是20世纪末从网络写作异军突起的畅销书作家，被著名批评家李敬译认为是“对文学的信念都比我们很多所谓主流作家要虔诚\的作家。她曾以不同的形式谈到外国文学与文化对她的影响，并且表达了她对杜拉斯、村上春树、川端康成、阿尔贝．力口缪等外国作家的喜爱与接受。安妮宝贝与外国文学有着深厚渊源，但这些并未引起学界的深入关注。本文以具体作品为切入点，安妮宝贝作品中的兄妹关系，母女关系，两性关系与杜拉斯作品《情人》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安妮宝贝 杜拉斯 八月未央 情人 伦理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具影响、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包揽小说、剧本和电影3种叙事方式，雅俗共赏，在法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80年代中期杜拉斯的作品《情人》《厚颜无耻的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副领事》《印度之歌》等中译本相继在中国出版。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传奇的人生经历在中国当代文坛激起了动人的回响，陈染、林白、棉棉、卫慧、赵玫等作家都纷纷表示了对杜拉斯的敬意。安妮宝贝也多次在文章中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她对杜拉斯的热爱。她在其主编的《一种浸染——影响我的10部小说》中这样写到：“我喜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采用短句，热衷于换行和句号。要尽可能地用语言的身去推动和影响读者。让它们像暴力的棍子，直接而明确地，击中读者的灵魂。在这方面，杜拉斯始终表现得最酷。”在散文《重读杜拉斯》和《一个人的杜拉斯》中，她不仅讲述了购买杜拉斯作品的经过还表达了她对杜拉斯创作风格的喜爱。与此同时，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杜拉斯的名字及其作品也时常出现：“她的行李包中只带了几件棉布衬衣和一本杜拉斯的传记。在火车的暗淡灯光下，拿出杜拉斯的《物质生活》，进行漫长的阅读。\可见安妮宝贝对杜拉斯是多么的痴迷。她们同为女性作家，生活在不同的年代，深入研究两位作家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安妮宝贝在伦理关系，兄妹关系、母女关系、两性关系等方面，都深受杜拉斯的影响和启迪。
一、父兄关系
安妮宝贝的作品中的父亲是缺席的，她几乎没有涉及到父亲这一角色，甚至连这一名称都没有出现过。而兄妹关系涉及的方面，也是暧昧不清的，它近似于父爱，有与兄长有一定的关系，也有情人的部分。在《八月未央》中的电梯事件中，“我”和“平”之间的感情，“我”和“平”之间在一起的时间未到三个月，“我”会自己照顾自己，“我”一直是独立的，不过“我”的内心渴望“平”的照顾，即使不是情人之间的照顾，至少是兄妹之间的，然而这类男人都没有。在安妮宝贝的《八月未央》这部作品中，女性都是独立的，无论是未央、安、“我”、“她”等等都是不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八月未央》之中安妮宝贝对男性（针对于兄长和父亲角色）的期望，甚至是零期望，是没有对家庭伦理观念的进行重塑的。例如在书中夏天幻灭事件中，榛遇到的“她”，榛去注意她，想要保护她，甚至爱上了她，不过那个“她”始终淡淡的，从来没有回应，甚至把这种兄妹关系就遏止了。对于杜拉斯的《情人》这部作品就中对于兄长的描写就很多情感也很丰富，她对于家庭观念“爱”的作用就很看重。例如：在小说中，“我”对两个哥哥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爱二哥，称呼他为“我的小哥哥”，这也是当时当地人对于爱人的称呼。而对于大哥，却是极度憎恨，想杀死他。“我”对两个哥哥的态度，无论是情人似的爱还是仇人似的恨，都是有悖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偏离了正常的兄妹情感。
在小说中，这与安妮宝贝的父亲角色的设定，出奇的一致，“我”的父亲一直也处于缺席的状态。“我”只在小说中断章支节的交代“父亲病重，病得快要死了，几个月以后他就
死了”。所有关于父亲的叙述都疏离冷淡，模糊不清，毫无生命力和具象感。由此可见，父亲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与父亲之间并未产生父女应有的情感。
因为父亲的缺席，正常父女情感的无处宣泄，“我”对于父亲的情感实际上是被两个哥哥所代替。因此，《情人》中的兄妹关系，也可看做是一种变相的父女关系。“我”在《情人》中不停地提到两个哥哥的强悍有力，就像“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比起中国情人的软弱，“我”对哥哥们的强悍有力是自豪的。在这里，哥哥的强壮有力就是对父亲作为家庭支柱的象征。小说里，“我”的两个哥哥实际就是一个完整父亲形象的两面。二哥是父爱的象征，也是“我”的恋父情结的直接承担者。而大哥则是父权的象征，他发号施令，而“我”不得不听从。小说中写道，“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 １８岁以前，杜拉斯有很长时间生活在偏远的农村，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保持了一种远离社会主流的，近乎本能的道德观，她认为爱才是家庭伦理秩序的构筑基石，因此，杜拉斯在小说中表达了强烈的想用暴力打破传统父权秩序的渴求。在小说的开头几页，她写道：“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她说“只有涉及到我的小哥哥”，“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她才会去反抗她的大哥，昭显了杜拉斯希望的是重建一种以二哥为代表的，以“爱”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秩序。但是，二哥最后却死于战时，“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杜拉斯推翻父权，建立“爱”为本原的家庭伦理秩序的愿望没有实现。杜拉斯没有灰心，仍然在小说的结尾写下了她永恒的希望，她说她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了永恒，实际则是在诉说爱是永恒的。
二、母女关系
安妮宝贝的作品《八月未央》中的女主角未央是一个对母亲有着厌恶的女子，并且病态的想要母亲死去，最终母亲也因她而死，而母亲也不是传统的母亲，母亲也是一个私生活很淫乱的女人，她身边的男人经常换，母亲忽视了女儿的心理感情，严格意义上她不是称职的母亲，女儿未央每天想她从楼梯上摔死。这种畸形的母女关系贯穿了全文的始终，其实未央渴望母爱，长久的得不到母爱，就转化成了一种怨恨，慢慢的根深蒂固了。没有传统的对母亲的热爱，也没有与其他兄弟姐妹争夺母爱的经历，仅仅是厌恶和嫉妒成恨。然而在杜拉斯的《情人》作品中，杜拉斯用了大幅笔墨，描写“我”和母亲的关系。母女之间由于天然的血亲关系，注定了两者要相互关爱。杜拉斯并不吝啬于在《情人》中表达对母亲的爱。“我”直呼母亲为“我所爱的母亲”，赞叹她“深邃的动人的美”。但是，母亲对女儿却没有给予同等的爱的回报。母亲一生最爱的始终是她的长子。“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做我的孩子。”而“我”无论做得多么出色，都无法引起母亲的关注。有一次，“我”的法文考了第一名。“校长告诉她说：太太，你的女儿法文考第一名。我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并不满意，因为法文考第一的不是她的儿子，我的母亲，我所爱的母亲啊，卑鄙卑鄙”。一是母亲对于男权秩序的全然认同，二是资本主义金钱观对人的异化。欧洲的封建世袭制度规定，只有嫡长子才能受封上辈的爵位，因此，长期以来，长子一直被看成是父权的第一继承人，是家族的主人和象征。因此，当父亲死后，大哥就自然替代了父亲，成为家长。母亲对大哥不仅有着母子之间的爱，还有一种类似于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和自豪。同时，母亲自觉地站在男权立场上，用男权的眼光看待女儿，女性主义认为，男权思想把女人看成商品，女人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男性同盟之间。这种母女之间的关系的对比，前者是畸形都非正常的母亲与女儿，后者，看似不正常，可是却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所影响的，这两种母女关系的构造，是她们作品情感的不同之处。
三、两性关系
安妮宝贝《八月未央》中的男女关系，有三个特点，首先充满了随意性，“林”和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子就接吻，见了一面之后就发生关系，“安”和一个男人的关系持续不会超过
三个月，其次充满了叛逆性，人物的情感大多产生于年少轻狂，女主人公不仅仅是与男性交往，甚至痴恋着同性，把同性当成自己的依靠，当成“男人的替身”。第三是，结局的悲剧性，乔的自杀，朝颜的离开，一切的一切，都是悲剧结尾。完全没有爱情的甜蜜，都是赤裸裸的欲望，都是随意产生的。对于男性与女性的地位上来说，两者都是独立地，甚至有时候是女性抛弃了男性，例如“未央”与“朝颜”，他们之间的纠葛，“朝颜”是期盼“未央”挽留的，是想要“未央”小鸟依人的，可能是时代的原因，80年代的女性已经不会乞求男人了，她们的思想已经是独立的个体的人，离开了谁都可以生活的。对于杜拉斯所处的年代来说，《情人》中体现的两性之间的“爱”实际是一种肉欲结合的和谐。杜拉斯在小说中用多处描写优美的肉欲来体现她与中国情人的爱，她在小说中明确呼喊出了“我想要他”，说肉欲的结合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她“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很少有这样的描写，这与它的随意性有关。作品中通过这种在两性关系上崇尚原欲，遵循快乐原则的观念，杜拉斯对当时社会公认的传统道德表示出无比轻蔑的态度。小说中提到了一位行为不轨的夫人，并用第三者的口吻将“我”和这位夫人归为一类：“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杜拉斯没有在《情人》中发出愤怒的激呼，她只是沉浸在爱欲的世界里，用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特有的两性观和情爱观，表达了对传统秩序的不在乎。她用她的不屑诠释了她的反抗。
另外杜拉斯还要求男女在两性关系上的地位平等，但是，《情人》中的“我”却恰恰处在身份认知的夹缝中。“我”虽然是宗主国的白人，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少女；中国情人是有色人种，却又是当地巨富的独生子。在当时的印度支那，即今天的越南，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因此，两性关系的天平是向中国情人倾斜的。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为了在崇尚秩序的社会伦理和崇尚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中找到平衡，杜拉斯强调了中国情人的怯懦胆小，依靠父亲寄生；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勇敢坚强，颇有主见，在两性关系中始终占有主控权。杜拉斯用她在两性过程中的强势，来愈合其两性地位上的劣势。
结语
本文通过安妮宝贝作品《八月未央》和杜拉斯的《情人》进行对比分析，从父兄关系、母女关系、两性关系三个方面的相同之处，与写作背景的差异以及杜拉斯作品的风格对安妮宝贝的影响上对比了她们作品情感中伦理关系的异同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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