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4月07日重庆少妇到红卫兵墓园献花 女儿问：红卫兵是什么
2013年04月07日 00:00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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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红卫兵墓园的死难记忆
碑文（1 ／6张）
“清明节前后，重庆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会结队到位于城市西边的沙坪公园扫墓。 45年前，重庆跟全国一样经历了一场浩劫。当年武斗的部分死难者被掩埋在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缓坡上，成为墓群，留存至今。2009年，墓园被正式命名为“红卫兵墓园”，并被列为重庆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称国内绝无仅有。
来墓园祭奠的老人大多都是那时的参与者、经历者。在这座“红卫兵墓园”里，当年生死相搏的双方早已冤恨冰释，平静祭奠曾经互为敌我双方的死难者。
这段抹不掉的血色记忆之所以得以留存，其间往复约二十年，颇费周折。这留存本身，关乎生者的记忆，关乎历史的痕迹，更关乎如何去直面。”
冰释的记忆
在墓碑前摆好花圈和遗像，然后是默哀、三鞠躬、回忆死难经过、献诗献花，重庆18中当年的30多位老同学，在墓园的西北角祭奠三位死难的同学。
这是4月4日，清明节的上午，整个过程气氛平和。一位姓徐的老人告诉记者，退休后同学们基本上每年都来。这个两米多高的墓碑，当年他亲自参加了修建，现在还是原样。墓里埋的只有同学的衣物，没有遗体。
墓园西北角的一座墓碑上摆着一块特别制作的彩牌，上面是12位年轻学生的肖像，四女八男。牌子上方写着“重庆市第29中学文革罹难校友”。
当年的校友蔡凯先生告诉记者，牌子在清明节前就放到了墓碑上，当天来了很多老同学。墓里其实只埋着8位同学，另外4位同学当年是另一派的死难者，不知道埋在哪里了。“都是死难者，都是同学，就一起祭奠了。”
18中、29中的这些老同学说，早在1969年他们“上山下乡”后，互相对立的双方就不再对立了，还有曾经观点对立的男女同学结为了夫妻。扫墓，同学们也都是一起来，不论当年是哪方哪派。当年生死一道，同学之间的纯洁无私才是他们最深的记忆。
被否认的开放
沙坪公园是个免费公园，平日里早晚会有很多人在园内游玩。但墓园门口有两位老人24小时值班，大门紧锁，平常来墓园的人绝少。
今年清明节前，突然传出消息说重庆“红卫兵墓园”清明节将开放。随后，重庆沙坪坝公园管理处否认“开放”一说，“因墓园存在多处安全隐患，目前未对公众开放。”公园管理处周女士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清明节当天，墓园门口增加了许多工作人员。园门口临时设了一个祭奠接待处。当天来扫墓的大多是重庆60岁以上的老人。也有当地的游客，年轻人极少，偶尔有带着孩子的家长想到墓园参观。但进入墓园必须登记，只有死者的亲属、同学、同事等才可以入园。游客则不得入内。
“红卫兵墓园”2009年能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大约十几年的波折，有很多人的努力。
墓园的《素描》
“我最早系统收集整理墓园史料”，57岁的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4月1日在他家中这样对记者说。
他的说法尚难佐证，但是记者收集到的公开资料中，有篇题为《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文章，署名就是陈晓文。
这篇日后被媒体广为传播和引用的文章中介绍了“红卫兵墓园”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墓园实况、埋葬的死者身份和数目等情况。其中还记录有陈晓文当年采访到的一些死难者亲属。
多年研究重庆“文革”历史的作家何蜀，在“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文保单位后，写过一篇题为《墓群的记忆》的文章，其中就引用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资料。或许，“红卫兵墓园”这个概念出处也就在此。
早年，陈晓文在重庆一个区文化馆工作时接触过文物保护方面工作，接受过短期培训，了解文物保护“田野调查”的一些基本程序知识。
1984年在重庆职工大学毕业时，曾想写一篇“文革语言”的论文，没写成。但当年28岁的他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兴趣。毕业后进入重庆出版社，利用周日时间开始收集“文革”方面的资料，想做一本“文革辞典”方面的书。
当时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做这件事，经常到现在的“红卫兵墓园”商量事情。看到当年的墓地风化得很厉害，认为墓地资料很值得收集，于是有了紧迫感：几位同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收集墓地资料，先绘制了墓地平面图，再给每个墓编上号，然后根据编号抄写碑文。
1995年时，陈晓文的高中同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的刘小枫知道他在做这件事后，约他写了《素描》一文，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
渡过拆除危机
多年从事重庆“文革”史料收集的作家、重庆《红岩春秋》原副主编何蜀告诉记者，“红卫兵墓园”能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时间很长，其间经历反反复复。
“文革”后有的墓被毁了。重庆机械学校死难者的墓，大约埋有十几个人，碑本来很高。否定“文革”时，学校有领导对这个碑看着很不顺眼，曾气愤地说，他们是什么“烈士”，就派工人去毁了。
重庆大学“文革”时建的死难者的墓碑，这个时候也被平掉了。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地政府对该墓园的去留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把它炸掉，清除“文革”遗迹与记忆；一种是保留，警示后人。何蜀回忆说，很多人写信给重庆和中央的领导，说重庆否定“文革”还不彻底，标志就是这个“红卫兵墓园”的存在。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文革”前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被打倒，“文革”后重新出来工作。有一天，此前从未去过“红卫兵墓园”的廖伯康亲自去考察了一番。其中一个墓碑上写着：“我兵团战士、女、终年十四岁”，名字看不清了。廖伯康非常感慨，专门开市委常委会，拨款两万元，给墓地修了一道围墙，并提出“不宣传、不开放、不销毁”的三不原则。
墓园得以渡过一次危机。
第二次拆除危机发生在1993年。重庆当地媒体报道称，当时，某港商要投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了拆除范围，但后来不知何故，整个规划不了了之。
2005年12月时，再次传出重庆“文革”墓群将被拆除。其后有关部门证实“这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前，重庆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议案和提案，希望能加强“红卫兵墓园”的保护
从“半公开”到“没质疑”
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按重庆当地媒体的报道，许多部门、许多人都做出了努力。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公园管理处成立了三人调查组，9月开始工作，半公开收集墓园史料。据称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最终，形成30万字的文本。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领导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
处在了公开状态。当地人大、政协也敢说这事了。区和市文物局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据称，当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有媒体报道说，2009年重庆市首次将“文革”墓群纳入该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候选名单。在当年9月14日举行的专家评审会上，获得了参会的近20位专家的评审通过。报道称：“没有一人提出质疑。”
关于武斗的死难记忆
“红卫兵墓园”里埋有多少死难者？
在重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媒体的报道中也有差异。
陈晓文的文章里的计算是，墓园的113座墓里，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二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达58.9%；26岁以上者达46.5%。陈晓文说，以后的工作是补充完善墓园里死难者名单。他认为，意义就是“拯救史料”，无史料即无历史。
根据何蜀的研究，墓园里埋得最多的是工厂企业里的职工造反派，如生产半自动步枪的建设机床厂、生产坦克装甲车的空气压缩机厂。每个厂死的人都不少，有的大墓里埋着几十个人。埋在墓园里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何蜀说，重庆大学是全国大学中因武斗死亡大学生最多的，一共死了27人。
这些死难者大部分是在1967年到1968年间参加武斗死亡的，还有少部分是被乱枪、流弹打死的无辜者，或枪走火及试制武器中发生事故死亡的。
当年，重庆的造反派分成“815”和“反到底”两派。
起初双方武斗是用棍棒、钢钎、刀、石块等。1967年7月25日，“815”率先拿枪攻打“反到底”的一个据点。“反到底”当时控制了建设机床厂。这个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是最新式的，号称全国第一步枪厂。听说对方用枪，这边也马上发枪。此后“815”又到军队抢枪。但抢来的枪比较落后，有的还是抗战时期的老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