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承担责任方式等方面与以前有关侵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诸多冲突，因此，要正确处理好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之间的适用关系问题。对于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之前与该法内容存在冲突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应再继续适用；对于侵权责任法未明确规定，且之前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原则相一致的内容，可以作为对侵权责任法的有益补充，继续适用。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其他特别法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侵权责任法与其他侵权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
(二)关于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有关部门能否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
因道路交通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流浪乞讨等身份不明的人死亡，无赔偿权利人或者赔偿权利人不明的情形下，民政部门等有关单位向赔偿义务人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没有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三)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16条规定了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但没有明确规定各项损害赔偿项目的具体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侵权致人损害的赔偿标准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四)关于受害人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依据该规定，在裁判说理中，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应分别计算，但在判决主文中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和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合并计算作为一个判项，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判项中不再出现。 (五)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存在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现象。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不论构成医疗事故还是医疗差错，均应统一适用《侵权责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确定案由；患者请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的，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六)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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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实行的是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患者应当就医疗机构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如医务人员有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疗材料、伪造、篡改、销毁病历资料等情形下，才适用过错推定的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因伪造、篡改、涂改或以其他不当方式改变病历资料内容、遗失、销毁、抢夺病历等情形导致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在因果关系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是否有过错无法认定的，由改变、遗失、销毁、抢夺病历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制作方对病历资料的内容存在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病历仅存在错别字、未按病历书写规范书写等形式瑕疵的，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的认定。 (七)关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规定，产品责任对产品的生产者实行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而对产品的销售者实行过错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行使选择权，请求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选择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销售者有证据证明自己无过错，产品缺陷是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选择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生产者有证据证明销售者存在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销售者追偿。 受害人选择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作为共同被告的，应当判决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共同被告中的一方有证据证明其不应承担责任的，可明确其依法享有追偿权。 (八)关于产品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仅限于因缺陷产品致使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身损害，而不适用财产损害。在确定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时，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获利状况、受害人遭受的损失、社会影响等因素确定。 (九)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问题
侵权致人损害，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侵权致人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方式、侵权情节、影响范围、侵权获利情况、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为受害人或者近亲属。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议认为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予以适当调整。具体调整标准如下：侵权人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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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般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1000元—5000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为5000元—10000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按照自然人赔偿标准的五至十倍予以赔偿。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述基础上适当提高赔偿标准。
(十)关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实行过错责任，而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致第三人损害的，机动车之间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同一损害，如果能够明确各自责任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规定处理，由机动车之间各自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无法明确责任，且每个机动车的肇事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的规定，由各机动车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第三者的认定问题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的范围应严格按照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条的规定确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本车人员因机动车颠覆、倾斜等脱离了被保险机动车辆造成损害的，不宜视为受害人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第三者”，受害人请求保险公司承担限额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十二)关于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问题
机动车未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参照适用《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5条的规定，由赔偿义务人在相应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十三)关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的问题
机动车贬值损失一般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其使用性能虽已恢复，其本身经济价值却会因发生交通事故而降低所造成的损失，其实质为民法理论上所称的纯粹经济损失。对于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机动车贬值损失是否予以赔偿，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且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认定受机动车本身状况、机动车的用途、市场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多变性和不可确定性。因此，不宜支持交通事故受害人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机动车贬值损失的诉讼请求。
七、关于婚姻家庭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婚姻家庭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问题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近年来，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案件总量已经占到全省法院各类诉讼和执行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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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且逐渐呈现出案件增幅快、适用法律难、审理难度大的特点。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通过公正裁判依法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家庭关系的和睦与稳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已颁布实施，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组织学习，准确理解适用。一要注重保护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要重视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的老人赡养问题，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实现老有所养。在离婚案件中，要关注对生活来源较少、谋生手段较弱的妇女的扶养义务的落实。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益。二要根据家庭财产类型的发展变化处理好财产关系。家庭财产已经从较为单一财产类型，逐步发展到股权及其他投资等多种财产类型并存。审理婚姻家庭财产案件时，要重视婚姻法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以及其他法律相协调，既要保护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分权，也要重视发挥财产的整体效用，通过不同的财产分割方式，实现两者和谐并存。要认识“买断工龄款”、养老保险金等财产形态的特征，合理确定其财产性质。在涉及第三人交易的情形下，要重视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交易安全的维护等因素，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三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道德和善良风俗。通过案件的审理，倡导夫妻的婚姻忠诚义务、亲属间的扶养、赡养义务以及我国民间各种良好的风俗习惯，避免因案件的审理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规范普通民众道德与行为的良好民俗、习惯造成冲击，通过制裁婚姻违法行为，引导善良风俗的巩固与确立。 (一)关于离婚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送达，能否缺席判决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依据婚姻法的规定，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当事人离婚。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起诉与对方离婚，而对方下落不明的，可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采取缺席判决的方式判决双方离婚。但考虑到现实生活中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公告送达的覆盖面相对有限，且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因此，公告送达应在穷尽其他送达方式的情形下方可适用，缺席判决离婚应从严掌握。 (二)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依据《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由上述规定的立法本意理解，“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所负的债务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外，还要从夫妻双方是否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和所负的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加以判断认定，不能简单地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个人一方的举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举债并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债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否则其主张不予支持。如夫妻一方以与债权人发生纠纷的生效民事法律文书为证据，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另一方共同偿还的，在一方未能举证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则认定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为个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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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的效力问题
一般而言，婚姻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是以离婚作为附条件的，但法律未禁止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财产问题自愿达成某种协议。对这种财产分割协议的性质和效力，目前审判实务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主要焦点在于在我国实行夫妻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模式下，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这种协议，客观上无法实际履行，因为，就夫妻财产的归属而言，夫妻是一体的，在双方未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支持一方支付给另一方相应的财产，并不改变夫妻共同财产的性质和归属。会议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的涉及财产问题的协议，经审查，只要不存在着欺诈、胁迫的情形，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可其合法性。夫妻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一方主张按照财产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的，应当予以支持；在既没有解除婚姻关系也未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形下．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对该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财产分割协议是否适用“显失公平”的问题。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应当平均分割，这是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基本原则，但是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毕竟不是单纯的市场交易，财产分割协议亦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财产分割中充满着复杂的情感因素，婚姻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分割协议很难完全用公平来衡量，亦无从判断是否显失公平。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对于一方当事人以财产分割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请求变更或者撤销协议的，只要签订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原则不予支持。 (四)关于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的归属问题
夫妻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产生的孳息，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在金融机构存款或者购买债券产生的利息收入；二是投资实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收益。《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和奖金、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因继承或者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只归夫与妻一方所有的除外)归夫妻共同所有。该条规定还有一个兜底条款，即其他应当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投资取得的收益”并无明确界定，造成在审判实务中产生一些分歧。对于夫妻一方婚前的财产存入银行或者购买债券等所产生的自然孳息，属于债券或者储蓄本金产生的法定孳息，依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夫妻个人财产比较适宜。对于夫妻一方以婚前个人财产投资进行经营活动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适宜。 八、关于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会议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省许多企业持续出现经营困难、亏损、欠薪和关闭等情形，由此引发各种劳动争议案件大幅攀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呈现出涉及数量膨胀化、内容复杂化、区间多样化、诉讼群体化和难度增大化的特点。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劳动立法的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加大了制定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的力度，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相继颁布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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