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数十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若翻看贺龙元帅的家史，可以发现他的祖辈有很感动人的积德行善的事迹，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十分热心公益事业，见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为梗”，决定捐资捐力修桥以方便过河的人，由于他仅仅是一个教私塾的文人，修桥工程浩大，以致于耗尽家财，“至斥腴亩以偿其负”。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为完成父亲的心愿而竭尽全力,此桥在一九一五年修建成功，命名为“永安桥”。一九五零年十月桑植县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为“贺龙桥”,一九九八年，一场特大洪水将桥冲走，同年十二月桑植县人民政府又拔款按当年的原貌重建此桥。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与祖父贺良仕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修桥济世的感人事迹，深受一方百姓的赞颂，正是贺龙的祖辈造桥济世的阴德，荫泽了作为孙辈的贺龙，造就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因果报应之事，岂能说无呢？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曾就读於美國密西根大学。二十四岁时返回香港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事业。加入政府前，他担任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在一九八九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一九九三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二零零二年七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二零零三年八月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至今。作为“香港财神爷”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江苏无锡市往东北方向四十公里的羊尖镇，有个村子叫严家桥，严家桥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是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孙后辈尊称其为景溪公。景溪公善于经商，在无锡开设布庄。唐氏家族在严家桥的事业成功后，富不忘济国济民。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其家族富过三代一直延续兴盛的主要原因。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重视教育也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后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欢呼雀跃，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业”。改革开放以后，远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代们纷纷回原籍投资、捐款。我常读书。发现一些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或是巨富商贾。其风光之时要么炫富奢侈要么蓄积不露。并不肯为国家民族或是百姓大众捐资奉献。或是所捐仅九牛一毛而已。这样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往往没落衰竭也很快。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
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
之三
——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关于《易经》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曾做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里面也读到过。《尚书》中的《伊训》，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过的话。其中有一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伊训》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堕落等观念的诸多影响，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等宗教均有关于“天上的王”的思想。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积善余庆”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积善余庆”的事实就有许多，以下举例，以期共鉴。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死后受赠太师。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的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的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中我们也能够读到杨荣的祖辈积德行善的感人事迹。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存活。，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富，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指着某山对众人说：“有能够帮助我出力种树的人吗？种一棵树，付给一些粮食。能帮助我出力者先付给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一些年，当年种下的树木长得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以此树木拿来修学馆、修佛道教的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600多年的封禁保护。到当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基地。我十九岁时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听师傅常说起，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关于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进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二个儿子：长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
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当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这混乱不幸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有一些异相和奇迹。使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于任职期间，寿七十六岁，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岂无验证。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皆投奔曾国藩，还包括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人才。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留衡阳四十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常常“积德累仁”“救难济急”。才开始改写了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三十五岁开始认真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面读到曾国藩的祖父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宇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壮年以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之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礼，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
桥梁道路废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这位曾玉屏，号星冈公，是一位有德的长者，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国藩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帮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其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首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麟书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产生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20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他是曾麟书的第四子。因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 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积善余庆所致。两位孙子曾国藩和曾国荃皆担任过两江总督。我从初学佛时。师傅就常对我讲“因果之事绝不虚妄。可从现实中去找寻。若不信因果。则佛也不须学”。后来因为常凭读史以观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报应之事。
荣智健，无锡人。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七百五十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五十六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屡创造经济奇迹。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寡于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的民族资本家，开创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代也可称得上属一属二，先从办学上讲，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一九一○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