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
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
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
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
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其它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2、陶渊明诗歌艺术成就
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 （一）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
（二）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苏轼说陶诗“似癯实腴”，正好说明了这个特点。
（三）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前引的《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困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
（四）陶渊明的诗歌由于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他的田园诗多半萧散冲澹，而《咏荆轲》等诗却豪放有力。但后者虽然豪放，却又“豪放得来不觉”(朱熹语)，和他的田园诗的平淡自然仍有相通之处。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作，以描写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著称。在现存的一百二十多首陶诗中，描写农村景色和农居生活的作品，占了很大的分量。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接近了农民，对农村生活体验较深，所以这类作品显得内容真实，感情深厚，形象明朗，表现了朴素的自然美和诗人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最为人们所传诵。“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从彭泽县令解职归田后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是诗人对和平田园的吟咏。在这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村居图中，蕴含着朴素的自然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诗人置身在大自然怀抱里悠然自得的写照，对陶然自乐的隐居生活的歌唱。“菊”是高洁的象征，“采菊”表明诗人品格的高尚;“南山”即“庐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比两句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主观与客现融为一体。诗人通过一系列意象暗示了作者归依自然、顺应自然的人生理想，使他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在这类描写村民生活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叙述劳动体会和艰苦生活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写出了早出晚归、沾霜带露劳动的辛苦，劳动后的愉快和对劳动生活的赞美。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是开创了文人诗歌创作的新领域—田园诗，诗人亲切自然地描绘出田园风光，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对劳动的艰辛诗人却表现出平静乐观的心态，躬耕之志始终不渝。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创造了情味极浓的冲淡之美。平和淡泊的人生境界，自然流露于诗。最能代表作者冲淡之美的诗，是《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
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使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他诗作的境界韵味，是一种平和淡泊，于世事无所争，无所求，心与自然泯一的人生境界的自然流露，表现为宁静平淡的境界，是一种新的意境美的类型。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万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陶诗语言质朴无华，不加雕饰，极尽语言纯净之美。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用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
总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诗人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不过，这是通过诗人思想的三棱镜透视出来的农村生活，是诗人艺术心灵的外化。同时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富有意境，所选的景物多具有鲜明的特征，且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了诗人的个性特征。他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再现农村的田园生活，体现出平淡自然，真实生动，意味深远，情理浑融的艺术风格。 3、世说新语的文学成就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１６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 “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麈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世说新语》虽然没有虚构，但一定有所提炼，这番提炼就是小说的写作艺术。例如关于钟会和稽康的两段故事：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
钟会对嵇康既仰慕又畏惧的心理，以及嵇康简傲的态度，刻划得入木三分。又如：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雅量》）
顾和的雅量，周顗的赏鉴，通过觅虱不动、既过反还，以及两人的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透出种种机智和幽默。正如（明）胡应麟《少
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4、离骚
《离骚》是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表现了诗人坚持“美政” 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名词释名
离 骚 《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国最早的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的作品。关于离骚命题之意，据统计有66种说法，现举出有代表性的六种： ① 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即离骚，遭忧。 ② 钱澄之认为：“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馋，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故曰骚也。” ③ 游国恩认为离骚即楚国古曲名《劳商》。 ④ 林庚认为离骚即“牢骚”，“离”“牢”是双声字。 ⑤ 司马迁认为是遭受忧患的意思，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因其距屈原年代未久，且楚辞中多有“离忧”或“离尤”之语，以此说法最可信。 ⑥ 我国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诗歌。被收入西汉刘向所编的《楚辞》中。补：《楚辞》——屈原，宋玉的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楚辞”——诗歌样式
写作年代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则当作于被放逐以后。今人对此说法不一，有说作于怀王世被疏以后，有说作于顷襄王世被放以后，有说作于怀王末顷襄王初，有说始作于怀王时而作成于顷襄王初，迄无定论。 创作缘由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 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 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 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尤罹忧也。”；又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 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 原的“忧愁幽思”和怨愤，是和楚国的政治现实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离骚》就是他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 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 诗。由于其中曲折尽情地抒写了诗人的身世、思想和境 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历程的形象记录,称 它为诗人的自叙传。 全诗解析
屈原《离骚》 家世生平
帝高阳之苗裔兮 ，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子孙， 朕皇考曰伯庸。 我的父亲字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 岁星在寅那年的孟春月， 惟庚寅吾以降。 正当庚寅日那天我降生。 皇览揆余初度兮， 父亲仔细揣测我的生辰， 肇锡余以嘉名： 于是赐给我相应的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 父亲把我的名取为正则， 字余曰灵均。 同时把我的字叫作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 又重之以修能。 我不断加强自已的修养。 扈江离与辟芷兮， 我把江离芷草披在肩上， 纫秋兰以为佩。 把秋兰结成索佩挂身旁。 汩余若将不及兮， 光阴似箭我好像跟不上， 恐年岁之不吾与。 岁月不等待人令我心慌。 朝搴阰之木兰兮， 早晨我在山坡采集木兰， 夕揽洲之宿莽。 傍晚在小洲中摘取宿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