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村城市化问题的几点思考(2)

2019-03-03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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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末,建制镇为322个,即每41.2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分布1个建制镇。②

2、建制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乡镇企业分散布局仍然严重。根据农业普查资料,1996年末,全国拥有符合一定标准的各类非农乡镇企业139.8万家,其中分布在县城和大中城市及工矿区的占5.6%,乡、镇所在地的占20%,村及村以下的占74.4%.这说明农村乡镇及建制镇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较弱。以乡镇企业发达和农村建制镇密度较高的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为例,1996年末,三省的乡镇企业总数分别为132784个、135255个、138096个,其中办在乡镇所在地及其以上城镇工矿区和大中城市的分别为36683个、30822个、39005个,分别占其乡镇企业总数的27.6%、22.8%、28.2%,这远低于其建制镇所占比例;而相应地,办在村庄以下的比例分别高达72.4%、77.2%、71.7%.可见,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分散状况与全国相比也相差无几。③

3、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工业化水平。城镇数量的增长本身不能代表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关键要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全国农业普查表明,1996年末,我国县以下90%以上的人口仍居住在一般乡镇和村以下。即使是发达的苏南地区、珠江三角洲、温州地区,其农村建制镇的镇区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只有14.2%、20.4%、16.2%,如果再加上大都没有当地城镇户口,流动性较强的镇区外来从业人口,上述比重也分别只有21.1%、24.6%、21.2%.(资料来源同上)而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较大,由1978年的68.6:26:5.4到1997年的24.4:62.9:12.7,

④

根据测算,从1978年到1996年,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结构变动值为83.44,而同

期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值只有36.98,比前者低46.46。①

4、县城经济不强,对乡镇企业的聚集功能和吸纳农民定居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见下表)由于小城镇建设中没有突出发展县城的战略考虑,在过去20

湖南省益阳市县城(桃江、安化、南县3个有独立统计的县城)与 全市建制镇(69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简单对比表。

②

根据《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江苏省资料汇编》(下册)第923-924页的有关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③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④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①

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发展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类别项目 人口(人) 县城 平均 89086 7

建制镇 平均 37544 县城/ 建制镇 2.4 非农人口(人) 从业(人) 53312 38769 6886 18402 6847 11488 3509 2015 7.7 2.1 4.5 2.2 0.8 0.8 二三产从业(人) GDP(元) 人均GDP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财政收入 (万元) 存款余额 (万元) 万 30964 25846 2886 1626 1585 720 4469 2.2 1.7 7436 资料来源:据《益阳统计年鉴-2002》制作。

多年中县城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发展。从表中湖南益阳的情况来看,县城的人口规模只是一般建制镇的2.2倍,并不很大;非农业人口是7.7倍,二三产业就业是4.5倍,这与县城是县治所在地直接相关,表明县城吸纳人口和提供就业的能力是较强的。但县城经济势力并不强,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建制镇平均的0.8倍;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存款余额亦低于建制镇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大大低于个别经济强镇了。小城镇的普遍发展(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和乡所在地等集镇全国有45300个,一说有50000多个)和县城经济不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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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小城镇”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了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三、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

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

1、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这里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思路应有所调整。

第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是县域经济工业化、城市化的有力杠杆,但二者不能等同,二者是有区别的。乡镇企业布点分散、规模小、技术低、资源浪费、生态代价大,除上规模上档次在当地已成“气候”的外,有必要和可能的终将转移到城市“工业区”;剩下的主要是“进不了城”的和有本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优势的粗加工型企业;其它一般性生产加工再难以有“短缺经济”下的生存发展条件;事实上经过“改制”和经受“过剩经济”洗礼后名符其实的“乡镇企业”已经大为减少,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中更少;现行统计中的乡镇企业在欠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就是县域个体私营等经济;乡镇企业职工离土不离乡,不利于城市化市民化,从而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现有小城镇面广、量大、规模小,几千到几万人口不等,如果没有吸引外地人口的实业作基础,仅为本地生产生活服务,其发展前途是十分有限的。“有城无市”的小城镇已不少见。这对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来讲既不规模也不经济。从整体上讲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分散性、不规模”倾向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集中化、规模化”趋势是不相一致的。所以,一般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提高质量,优化功能,注重特色,适当规模,顺势而为,不要强求。

第二,县城经济应当成为县域经济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火车头。县城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扩散城市文明的枢纽。县城对于县域经济起着集聚协调、带动辐射的重要作用。县城是县域企业集中的地方,是农村商品的集散地和转运站,是银行、税务、金融和司法机构的所在地,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在我国,由于县建制的长期存在,县城建设已有一定的基础,加快县城建设对于推进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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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有事半功倍之效。县城在县域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最好。现有县城规模距城市规模下限10—15万人口已较接近,或比较容易接近,继续发展规模效益最好。以县城为中心还有利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本身的固有缺陷。另外,与让农民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相比,从目前看,让农民走进县城,对于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更为可行。县城的“门槛”相对较低;农民进小城镇总觉没有进城,进大城市难度又大,而进县城却是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农民进入县城也才有利于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农民进县城必须改变其就业形式。住在小城镇依然可以从事农业生产,住进县城再从事农业生产已不太可能。农民住进县城才可能改变其生活方式。乡镇企业入驻县城的工业园区,农民工住进居民区,农民才真正可能改变其生活方式,提升其生活质量,使农民真正变为市民。县城是农民人口转移的最便当、经济、有效的出处。

第三,县城以外的建制镇、集镇应称为一般小城镇。它们一个个看都很小,发展潜力一般亦十分有限。小城镇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它有一些农民居民点的特性(移民镇最典型)。其居民也不完全是市民,有的是市民,有的可能是半市民半农民,也有的完全是农民。但加起来其势力可敌县城。其中如历史名镇、工业重镇、经贸大镇约2000个,数量与县城相当。应当重点发展,它们也应发展成为小城市的。小城镇是农村的准城市,是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的中心,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基地、起点或中介,也是农民理想的居民点。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承担着县域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历史责任。

2、县城和县域重点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09%,年均提高0.83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2000年的663个,建制镇从2176个增加到2.03万个,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4.56亿人。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有了很大提高,但始终还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表现在潜在城市化率高达60%以上,而实际城市化率仅为40%),也滞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围是1.4—2.5,而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只有0.8左右),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县域城市化的落后。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县域城市化进程。这也有利于大大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

我国未来城市化的布局:设想超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可容纳一亿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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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像现在的广州、沈阳、武汉这样的,发展到50个,也只能容纳一亿五到两亿人;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到300个,这也才能容纳三亿多人,加起来也就是五六亿人,预计中国的人口控制在16亿,仍有十亿人口在县域之内①。我们2000多个县城和2000来个重点城镇,应该容纳其中的大多数人口,才能避免重复过去的“发展失误”。可以说县域承载着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历史任务,没有县域的城镇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县城和重点镇应当成为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节点之一。

3、2020年县域城镇人口有可能达到5亿。未来的城市化进程,有高、中、低三个方案:实现了低方案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达到49%,与基本实现城市化的标准(70%的城市化率)相比仍然存在相当大距离。按照中方案的要求,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以接近或者达到60%。一旦实现高方案的要求,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68.8%,就是说接近70%,也可以说基本上实现城市化。

②

应当说中方案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中方案中的城市化率是每年提高0.9个百分

点,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0.83个百分点接近,比较合乎我国的实际。

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城市人口从占30%发展到占70%用了200多年时间,在19世纪中叶才达到;美国城市人口从占30%发展到70%用了100多年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但二次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往往会出现一个快速推进的时期。城市化进程中的决定性进展往往是在这个快速期中实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研究部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日本城市化率由28%(1949年)提高到57%仅用了7年时间,韩国城市化率由20%(1960年)提高到56%(1981年)用了21年时间,世界上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由33%(1960年)提高到57%(1987年)是用了27年时间。但我国是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有城市化大大低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可以与日本、韩国相比较,全国的城市化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情况相对照比较恰当,他们是用27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每年提高0.89个百分点。

从小城镇在城市化中的地位作用来看,国际上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一般为45%,我国小城镇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途径,我国曾经大力发展,基础扎实。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谢扬研究员测算大约应为65%,到2020年约有1.7亿

①②

孟宪江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加快城镇化进程——第二届中国县域经济论坛综述》经济日报 2003.11.09 张虎林等《中国小城镇发展透视》中国小城镇信息网200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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