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象丰富，意境深远，诗情与哲理结合。、
3）有独特的忧伤感、痛苦感，以及对祖国、人民炽热深厚的爱。 11、简析王安忆小说的特色。（重点）
以《长恨歌》为代表的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在语言上有两个特色：其一，大量使用判断句式；其二，人物对话全部使用没有冒号和引号的直接引语。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对小说语言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长恨歌》的语言艺术独具特色，她一改80年代的语言风格而追求语言的“抽象化”，去实践其创作理论．本文从叙述化的语言、风格的统一性和塑造能力三方面分析《长恨歌》抽象化的语言艺术特色。 12、贾平凹小说创作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重点）
“伤痕文学”时期：发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便是《满月儿》，其风格委婉缠绵、气韵飘逸。“反思文学”阶段：注重于对被扭曲了的性格的发掘与曝光，从而暴露了人的潜意识和病态心理，作品的风格也阴郁堂奥、低徊迷蒙。 有《晚唱》、《好了歌》、《二月杏》。
1983年以后：贾平凹深入商州地区，写了一组“商州系列”的中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九叶树》、《腊月·正月》、《商州》、《冰炭》、《远山野情》、《古堡》、《天狗》、《浮躁》等，还有短篇《火纸》、《黑氏》、《水意》等。这一时期，作者以全方位的视角剖示了整个人文环境的变迁给人的心理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同时把笔触深入到人物意识深层结构中去展示思想情感的冲突。其风格是缠绵悱恻中透露出阳刚之气，悲恸抒情中力透着哲理性的思考。 13、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阶段？（或：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第一个阶段：以优美的抒情笔调，细腻地表现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执著地表现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1980 年至 1981）
正如作家所自白的：“生活中有很多阴暗、丑陋，可美好的东西终是存在。我总是这么相信着，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待生活。”
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是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的《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和《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小说。由于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创作真切细致地表现了青春女性的情绪天地，而且在雯雯身上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经历，因此，这一时期亦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1981年—1984年）王安忆的创作走出了雯雯们单纯、狭小的艺术天地而进入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王安忆先后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庸常之辈》等短篇小说和《尾声》、《命运交响曲》、《归去来兮》、《流逝》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第三个阶段：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人的命运与情感变迁，往往站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制约下的民间生存。
作品主要有《大刘庄》、《小鲍庄》等本土文化小说，《一千零一弄》、《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悲恸之地》等都市文化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性爱文化小说及《逐鹿中街》、《神圣祭坛》和《弟兄们》等女性主义小说。 14、巴金《随想录》的主要特点有哪些（重点）
1）作品具有震撼力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随想录》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并不只停留在暴露伤痕的浅层面上，而是从社会文化的深层探究“文革”与社会弊端的一个根源。因此，还应坚决反封建。 2）严于律己，解剖自我的强烈的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巴金的彻底自审，实际上也是在审视民族的灵魂，解剖时代、社会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3）具有文体价值。优秀的散文应是作者真诚的人格与真实的文格化合的产物。散文应崇尚真实。《随想录》说真话，抒真情，写真人，叙真事。
4）独特的话语方式“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
论述题
7、以舒婷的诗歌为例谈谈朦胧诗的审美特征：（论·重点）
① 打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着重于表现多变、曲折和复杂的主体世界。
② 打破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在结构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③ 多用象征、暗示、通感等，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闪烁的意念、跳跃性的转递切换、瞬间感伤的捕捉等等，是其典型特征。 9、分析白嘉轩的形象。（论·重点）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族的族长。就个人品质而言，白嘉轩的完美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作为一个敬恭桑梓、勤于稼穑的农人，他身上有着民族许多优秀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管理家族，他都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
生的尊敬、效仿，对老长工鹿三的尊重、提携，都表现了他在一代农民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个愿望：按照自主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方法管理好家族的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个个仁义，从而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放过任何可以济公好义的机会，把一己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里的事业发展；他首立了乡规、乡约，确立了自己的族长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使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组长的宝座，也阻遏了恶势力的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的人，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处于不断战乱的人们的受害程度得到一定的减轻。他的以人为本、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农民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应该指出，作为白鹿原上的独特产儿，白嘉轩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理想人物。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以封建文化信条为准则的，因此，在他身上既体现着中国家族文化理想的一面，也体现着这一文化全部的反动与保守。他按照封建文化传统要求乡民，也按照这一传统要求和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对待小娥的处理，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捍卫自己文化理想时的残酷。后来，他又容忍黑娃和孝文回村认祖归宗，并非是他做族长的宽宏大量，实际上是家族文化“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直接表现。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嘉轩是家族文化的自觉维护者。正是对白嘉轩身上所包容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价值的深刻把握和体悟，才使得白嘉轩具有非常深厚的性格和思想内蕴，成为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最后一个族长的形象。 10、《白鹿原》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论·重点）
1、意象鲜明，民族史诗。2、人物对比，个性分明。3、语言特殊，大气磅礡
（1）作家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将近代以来的政治争斗史，尤其是将国、共间交错复杂的矛盾斗争史，置于农村宗族文化的社会结构中，在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中，展现了一段纷纭变化的世事风云，使小说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秘史”。 第一、阶级斗争模式已不再是作品的主线。鹿三是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贫苦农民，但这个给白嘉轩作了三十几年长工的雇农，却对白嘉轩忠心耿耿，毫无对立之意。反倒是原本一个祖先的白、卢两家地主之间几十年的明争暗斗，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白、鹿两家几十年的争斗、恩怨，主要不是贫富的对立，而是仁义与不仁义的纷争。
第二、对地主子女人生道路的描写变得十分复杂。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是党的领导干部；次子鹿兆海加入的是国民党，后来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因与小娥通奸，失去了族长继承权，后来痛改前非，当上了保安团长；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加入共产党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这些人物的人生抉择，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一切都似乎是那样偶然。
第三、群众斗争的历史，呈现出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农协在“戏楼”上镇压财东恶绅；乡绅和民团反攻回来后，又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不屈的贺老太；尔后，当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不断
深入到家族、家庭，白、鹿两家的子女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阵营，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这些荷枪实弹的抗争，连同白嘉轩与陆子霖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白鹿原变成了他们逞强、斗狠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
（2）在人物塑造上，作品打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两元对立的的创作模式，注意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塑造出具有崭新意义的人物形象。
在作家笔下，无论是白嘉轩，还是鹿三、朱先生，都远远超出了自身阶级的界限，而具有了更为浓厚的文化的意蕴。比如，鹿三本是一位贫苦的雇农，却因白鹿村独特的氛围，与白嘉轩独特的关系和受白嘉轩的影响等因素，是他成为一位忠心、耿直，讲仁义、守信用、知恩图报的人。在鹿三身上，我们看不到所谓的阶级意识，看不到对地主的仇恨，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农人的处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选择。 （3）作品还成功地对作为民族禁忌的性生活及其在文化网络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展示。
如：开篇写白嘉轩先后娶了六房女人，没给他留下后代就都死掉了。死去的六个妻子，除了交欢时让他“引以为豪”的征服之外，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却使他感到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他的命运。他娶了第七个妻子香草之后，相处日渐融洽，香草给他连生了三个儿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能，又带来了罂粟种子，使白家兴旺起来。但是，白嘉轩并不认为妻子有什么功劳，而是把这一切归结为“迁坟”和“白鹿显灵”的结果。在他心目中，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没有地位，只是他泄欲的对象或干事的帮手。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情相悦，到他这里被消解，被淡化。 （4）作品还具有浓郁的关中地方特色和乡土色彩。
小说所描写的白鹿原位于陕西关中地区。作品相当详尽地描写了关中地区的山川风物，风土人情。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节日里的喜庆；不论是田间的劳作、平时的吃食，还是房屋、家具、衣着打扮；以及赶集、走亲戚等等，都充满浓郁的关中特色，而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更是朴实精当，抒情、状物都十分传神。
2．小娥是《白鹿原》中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代表，甚至死后仍遭到迫害。但在她一生中，却先后爱过三个男人，你如何看待她对黑娃、鹿子霖和白孝文的爱？
参考：田小娥性格中有着大胆、勇敢、叛逆的一面，这使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反抗无情的命运。黑娃的出现让她看到了一线生机，她做出了大胆的举动，用“婚外情”对郭举人进行报复，为追求性爱而与黑娃同居。一开始她与黑娃的结合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和黑娃在一起是为了报复郭举人，后来却产生了真正的感情。她甚至想守着黑娃过一辈子，想伺候他，想为他生儿育女，想孝顺公婆。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她的这种“爱情”是不被允许的，在一个非常态背景下要求平常生活的愿望是奢侈的。她的举动被周围的人所不容，认为她不要脸，不讲廉耻。
甚至，连爱她的黑娃也这样说“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毬了”。他认为和她在一起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因为她的行为颠覆了当时白鹿原上存在的至高无上的两性秩序，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于是她的“爱情之路”坎坷、崎岖。偷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偷情之下的爱情是不道德的，以暴治暴的爱情追求更不是这个女人能够承受的反叛方式。 除去简单的个人追求，纷乱的社会背景更把她推向文学悲剧的风口浪尖。由于黑娃参加了当时的“农会”，而“农会”却在政治斗争中被敌人打败，在那段时间里，田小娥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生活的来源，田小娥先是做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被田福贤和鹿子霖当作黑娃来惩治，这使她在肉体和精神上倍受折磨。接着，她为了救黑娃而被鹿子霖趁火打劫，为了生存她不得不再次处于屈辱的地位。后来，当白嘉轩和鹿子霖再次斗争时她又被鹿子霖当作报复自嘉轩的棋子，让她去勾引白孝文。而她把白孝文拉下水，又一次把自己置于无地自容的地步，致使周围的人更加地憎恨她。当白孝文受到惩罚时，她起码的良知与怜悯并未泯灭，她生出了忏悔之意。后来，白孝文堕落成了一个乞丐，她反而对白孝文更好，用善良和软弱的方式丧失自我，不计道德底线地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加深了她的悲剧感。
应该说，田小娥正值青春年少时期，应该有享有受别人尊重的权利，也有追求爱和幸福的权利。她与黑娃的偷情是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中性这个最低层次的需要，而她后来想要与黑娃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是她对归属和爱这一层次的追求。后来她与鹿子霖和白孝文发生性关系也是为了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这一基本层次需要的满足。因为她当时已经被监控起来了，对她来说避免危险和生活有保障，同时又满足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田小娥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基本需要的追求，这是由于她第一层次的需要都难以实现，所以她没有办法去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
在与鹿子霖、白孝文同居的日子里，她沉溺于男女性爱的激情之中。或许对她来说这除了是对性爱的追求之外，可能还包含着一种男女双方的倾慕和玩赏在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性可能成了田小娥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谋生手段。这种谋生的方式会压迫着她，让她透不过气来，她自己也会越陷越深，无法逃离这种生活状态。这就会加快了她走向自我毁灭的步伐。这注定了她永远无法获得那种心灵与肉体融合的自由和快乐。
2．通过《红高粱》讲述的“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故事，从爱情和战争两个方面说明“红高粱精神”的含义，并谈谈你是如何理解作者从中发掘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的？
①“红高粱精神”：它秉领天地精华、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它带人们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人们的护身符。它体现在自立自强、生机昂然、热情奔放、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余占鳌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具有浪漫不羁心灵的戴凤莲等人物形象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
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是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和“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的后代子孙的孱弱形成了鲜明对比。
②“种的退化”：《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是作家寄托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内心你情感。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莫言关于对象的“纯种”有着固执的爱。在《红高粱》中他对纯种的红高粱以及象征着“人”的纯种的呼唤更为急切。他甚至不惜直接向历史和未来发言：并称先辈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英勇悲壮“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在这里，莫言所谓的“种的退化”就是人的异化，对未异化的自立自强的人的赞歌，可视作《红高粱》系列的总主题。为了完成这一主题，莫言将家乡的典籍和非典籍的文化积淀作了自己的审美评价后，用奇想构造了红高粱世界中的严酷的生存状态。粗枝大叶、抗旱抗涝、生气勃勃、充满了野性“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是莫言审美理想中的人的纯种象征物，在作品中也就成了意象。这种对“红高楼精神”的赞美与对“种的退化”的感叹贯穿在整部小说中，而且愈加变得浓烈感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作家把民间作为理想的生存状态。民间是自由自在无法无天的所在，民间是生机昂然热情奔放的状态，民间是辉煌壮阔温柔淳厚的精神，这些都是人所憧憬的自由自在的魅力之源。叙述者以这样一种民间的理想状态来对比现实生活，却发现这种状态只是过去时态的存在，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剧全都上演在已经逝去的时间中，这不能不令他感到遗憾，不能不令他屡屡发出文明进步隐含种性退化的感慨。这种遗憾与感慨反过来又强化了对曾经存在过的民间自在状态的理想化与赞美，从而使其呈现出了更为灿烂夺目的迷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