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受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等影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引擎动力减弱，下一步稳住投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39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实际增速比此前一年回落0.6%。在经济增长动力中，消费被寄予厚望。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进出口额2643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较7.5%左右的年度目标差距较大，但增速仍快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市场份额稳中有升。 2、讨论题：
（1）上面的资料对理解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意义何在？
（2）如果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你认为需要注重那些方面？ 3、分析思路：
（1）索洛增长模型是从集约化形式的生产函数推导而来，这说明一个社会中的人均储蓄量有两个用途，一部分用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加 ，也叫资本的深化；另一部分用于为每一新增人口提供的平均资本装备nk，也叫资本的广化。以上资料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关键，说明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例是越高，则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越显著；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70 年～1973 年，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1%，而资本的增长贡献度也高达5.6%-6.7%之间。由“资本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由高速增长的设备投资来支撑的”可以看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资本深化程度很高。资本深化体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密切结合之中，而这其中技术进步是关键。技术进步能使劳动者使用大量先进机器设备，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2）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统计，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30%。但是，在我国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缺乏效率，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很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粗放式经济增长，导致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加重，经济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要想克服这种状况，首先，就要提高投资的效率，加强计划指导和监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克服各地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的现象。其次，重视人力资本的投
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说，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得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而这归根又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为此，
应加强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不断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再次，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水平。目前，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已经切实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切实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
案例2 中国经济出现了超周期的高速增长
1、 背景资料：
国内的各种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改革前，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根据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为：
? 劳动力保持2.6%的均衡增长；
? 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3%，低于1952－1978年期间11.5%的增长率； ? 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
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1952－1978年）的-1.9%提高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上述计算结果与国际上的主要研究结论比较接近。 2、讨论题：
（1）什么是经济增长？
（2）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3、 分析思路：
（1）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生产能力的增长，或者实际产量的增加。它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额或增长率为指标来衡量。
（2）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一是投资量。一般情况下，投资量与经济增长成正比；二是劳动量。在劳动者同生产资料数量、结构相适应的条件下，劳动者数量与经济增长成正比；三是生产率。生产率是指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利用的效率。提高生产率也对经济增长直接作出贡献。
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阶段，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阶段，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阶段，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
案例中所提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会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因为改革开放之后的资本增长率低于改革开放之前2.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负变正作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
第十三章 总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
案例1：菲利普斯曲线在美国的运用
1、背景资料：
20 世纪70 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1979 年夏，通货膨胀率高达14﹪，失业率高达6﹪，经济增长率不到1.5﹪。在这种形势下，沃尔克被卡特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上台后把自己的中心任务定为反通货膨胀。他把贴现率提高到12﹪，货币量减少，但到1980年2 月通货膨胀率仍高达14.9﹪。与此同时，失业率高达10﹪。沃尔克顶住各方面压力，继续实施这种紧缩政策，终于1984 年使通货膨胀率降至4﹪，开始了20 世纪80 年代的繁荣。
沃尔克反通货膨胀的最终胜利是以高失业为代价的。 经济学家把通货膨胀率减少了1﹪的过程中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的百分比称为牺牲率。国内生产总值减少必然引起失业加剧。这充分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在短期内存在交替关系，实现低通货膨胀在一定时期内以高失业为代价。
经济学家把牺牲率确定为5﹪，即通货膨胀每年降1﹪，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少5﹪，沃尔克把1980 年10﹪的通货膨胀率降低至1984 年的4﹪，按此推理，每年减少的国内生产总值应为30﹪。实际上，国内生产总值的降低并没有这么严重。其原因在于沃尔克坚定不移的反通货膨胀决心使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降低，从而菲力普斯曲线向下移动。这样，反通货膨胀的代价就小了。但代价仍然是有的，美国这一时期经历了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失业率达到10﹪。
反通货膨胀付出的代价证明了短期菲力普斯曲线的存在，也说明维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性。 2、讨论题：
（1）试阐述菲利普斯曲线的含义？
（2）联系实际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 3、分析思路：
（1）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会导致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率上升。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显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的反相关关系，即如果失业率较低，通货膨胀率就会较高；如果通货膨胀率较低，失业率就会较高。因此，一个国家要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就必须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付出高通货膨胀的代价。
（2）因此了解菲利普斯曲线对观察和发现许多经济事件中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趋势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决策者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会经常需要考虑并利用到这种交替关系。因为在短期决策中政府可以通过改变财政支出量、税收量和货币的发行量来影响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与失业量的结合时期。
案例2 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失灵
1、背景资料：
50多年前，菲利普斯曲线折射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解释，并成为宏观调控者进行抉择的重要依据。
然而，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却似乎失灵了——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三季度到四季度，GDP增速放缓的同时，物价增幅处于较低水平，而就业却保持了较高增长。数字显示，2012年9月-12月，CPI数字分别为1.9%、1.7%、2.0%和2.5%，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就业却保持了较快增长，201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2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均超额完成年初的预定目标。“较低的物价”和“较高的就业”，这两个在经济学和经济社会中似乎不可兼得的目标正在中国成为现实。
这难道是一种中国奇迹吗？答案绝非如此简单。
菲利普斯曲线为何在中国失灵？现在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有经济学家说，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条件在中国不存在了；也有说，菲利普斯曲线适用于一个经济周期，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过渡期，所以不太适用；还有说，西方的经济学模型大多在中国水土不服，因为国情差距太多。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这种“失灵”是否正常？“失灵”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警示？ 2、讨论题：
（1）根据所学知识分析，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失灵”的原因是什么？ 3、分析思路：
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近年来我国的就业指标虽然比较乐观，但须看到，就业指标在宏观经济各项指标中是一项滞后指标。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放缓，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逐显。显然，这种“低通胀、高就业”能否持续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次，我国的就业受国情影响显著。我国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从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同时是“低物价”、“高就业”。这种与菲利普斯曲线的“低物价、高失业”的背离，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就业所带来的利好，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国情和机遇。
最后，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看，中国超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虽仍处在较高速的发展阶段，但这种增长还能否持续？还能持续多久？另一个问题，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更多呈现出结构性的过剩与短缺，比如一边是“招工难”，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这种就业结构的失衡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教育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何更好地实现“稳定匹配”需要新的改革和创新。
我们期待“低通胀”和“高就业”的并存，但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的失灵究竟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尚且难以断言。“失灵”不光是“利好”，更是“警示”。“较低通胀”和“较高就业”，“鱼”与“熊掌”的兼得表面上看是好事，但其中也深藏着隐患。特殊国情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利好若想可持续，还有待于各项改革的深化，有待于政策在多目标的博弈中寻找到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