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色，为什么在1964年10月开始大受批判？起因是什么？
李：表面原因有许多，真正的原因，是我跟荆州地委书记薛坦的极左观念有矛盾。薛坦原来在省委组织部当副部长，当时的荆州地委书记是孟筱澎，但省委一直对他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谨慎态度不满意，说荆州老大哥是“大英帝国，右倾保守，死不进步”，不积极向省委树的合作化先进典型襄阳地区学习。为了扭转荆州局面，省委就在1955年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薛坦当荆州地委第一书记。薛坦一来，就要把孟筱澎这一派都搞掉。孟筱澎调到省农委下面农办里面搞个副主任，又把几个地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也放到江陵等县去当县委书记。
我本来在地委办公室当主任，薛坦说我是孟筱澎派，我就搞不成了，先到监利县搞县委书记，又调到洪湖当县委书记。因为洪湖县比监利县小，算是又降一点。
朱：薛坦来了就紧跟上面的极左路线？
李：对，当时的极左政策主要是省里和中央的意思，薛坦还没有本事发明什么，他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央“毛爷爷”的那一套，“毛爷爷”说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都要搞人民公社，一点私有地都不准要，吃饭要办食堂，大锅饭，吃饭不要钱，还要发工资，大办钢铁??面对这种极左大潮流，我也不能硬顶，洪湖也搞了点，只是搞得没有别的地方那么凶，我的方法是对新口号都消极一点，保持一点落后的距离。比如，薛坦叫我们洪湖到几百里外的长阳县去大炼钢铁，要上几万人。我就只派去了几千农民，不去那么多，拖拖拉拉的，我不争那个先进。我觉得他那一套不行，田里稻子熟了不收，劳动力都去办钢铁，怎么搞
得好啊？吃什么呀，去了也炼不出什么钢来。因为洪湖就有许多小土高炉，都只能炼铁碴。由于我们洪湖县委有这种“消极态度”，才使洪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薛坦在全区大搞“大跃进”的极左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
朱：“京钟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富饶粮仓，怎么会饿死近10万人？ 李：这是有文献的，那时地委有内部通报，钟祥县还饿得人吃人啊。 朱：钟祥出现过人吃人啊？
李：那是一个典型，是哪一个村我记不准了，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
朱：那个农民是吃自家的人还是吃别家的人呢？
李：吃自家人的尸体。他太饿了，饿糊涂了。在检查确有此事后，地委就搞了个内部通报，就通报到各县，这是有正式文件的。 朱：这种通报，现在在哪里还能找得到呢？ 李：你到荆州地委查一查“三年困难”时期的材料。
朱：“三年困难”时期，荆州地区还有没有其它县饿死过人？ 李：监利县、沔阳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公安也发生了，江陵县也发生了。
朱：这就是说当时只有洪湖县没饿死人，而洪湖县没饿死人，又不是因为有个百里洪湖的可以“靠水吃水”，因为监利县也在百里洪湖岸边啊，可见关键还是您那个“消极政策”好。
李：当时通报一发，钟祥等县的县委书记就搞不成了，后来中央也晓得了，省里为了保薛坦，只好派省委秘书长王玉真（音）来兼第一书记，薛坦降为第二书记，这事就这么音消了下去。但不久薛坦又官复原职。 朱：为什么不从严处分他？
李：据说河南那里饿死得更多，由于“毛爷爷”的那套极左路线，所以也没有真正追究他的责任。
我一时无法查到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内部绝密通报，但从1996年出版的《荆州地区志》（红旗出版社）上，还是找到了一些佐证——
“荆州地区大事记”说：
1960年，1月，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一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一些地方提前一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7月，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同月，地委召开全区电话会议，推广孝感的开荒经验，会上提出：“要狠抓开荒，扩大耕地面积，多种、高产、广收”。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12
月，本年冬，全区组织大批卫生人员到农村治疗“新四病”（营养不良性浮肿、干瘦、闭经和子宫脱垂）。（P27）
这一记述中的“浮肿病人”，想必就是一些即将饿死者的代称，而“中共湖北省委以‘大跃进’中工作不力，撤掉京山、钟祥、潜江3县县委书记和一些基层干部职务”，大约就是因为出了大面积饿死人之事故吧。而“由于劳力都去开荒，造成很多农田荒草成灾”，可见当时大面积饿死人主要是人祸——已经在饿死人了，还在大力推广极左的形式主义，结果更加重了饿死人的悲剧。
据《荆州地区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变动表”记述：全区人口1959年为629.19万。1960年降为628.11万，一年之中人口不仅未增长反而减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高达115844人，按照荆州地区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数，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约7万余人，死亡率达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点八个百分点；而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增长数只有3521人，比1958年减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9年的18%降为0.57%（P104）。
相比之下，洪湖县1960年人口增长7125人，人口增长率达15.52%（《洪湖县志》P88），分别比荆州地区的相关指标多10.7%和14.9%。如果没有洪湖县不但没饿死人而且惊人的高出生率，全荆州地区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负数。据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洪湖县没饿死人，“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确有其事。 救命的“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许多洪湖人回忆说，当年洪湖县之所以没饿死人，关键是以李金玉为班长的洪湖县委创造性地实行了“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为什么能在洪湖实行“坛坛罐罐装满主义”？
李金玉说，这有三个前提。第一，我不想昧着良心升官，因此不会只管曲意迎合上级而不顾百姓。第二，我了解实际情况，我骑一辆自行车下乡，天天在下面跑，我知道农民吃不饱，那时队里分口粮，每月一分，农民每月都缺二、三天甚至四天的口粮。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农民多分点自留地，要农民在自留地里种粮食，尽管当时中央文件不许自留地里种粮，我也只当没那个文件。我对农民们说，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坛子罐子装满，确保每月那二、三天你们有粮食吃饱，吃饱了有劲生产。我就是这么个简单感情，根本没什么理论，就是要让农民天天吃饱。打我心里来讲，如果让群众吃不饱，当个什么县委书记？就是这么简单朴素的感情，让我在洪湖出了个“坛坛罐罐招”，后来把这说成是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文化革命批我的时候，群众都流泪水，农民们对地委派来的“极左工作队”说，你要斗他？不是他，早把你饿死了——1960年，洪湖县一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 第三，我有一个团结的县委班子。洪湖县委的副书记、县长，都和我一样的追求：当官首先要让老百姓吃饱饭。他们都为这个追求付出了惨痛代价——薛坦接说我是“反党集团”，“带坏一代人风”，就是指我们县委一班人追求一致。结果，县委副书记韩耀辉、马香魁、徐伟、县长辜呈清、副县长孙克惕等许多区社干部，都受到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