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取证行为持彻底否定态度。《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一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我国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十五条规定：“每一个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予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证据可以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据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是由于以上几部法律规定过于宽泛，缺乏可操作性，对于现实立法存在的不足，我国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用以弥补不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顶案的根据。”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压、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2.我国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
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8条对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具体程序作出了规定，按照这些规定，侦察人员进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员出示搜查证；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其他见证人在场，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搜查、扣押要制作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不得扣押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然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的操作没有作出明确的程序性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16条对扣押犯罪嫌疑人的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应当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可以采用秘密窃听与录象所获得的证据。司法部门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作了一些规定，以是否征得当事人同意为录取的音像资料证明能力的一个依据，但是，在实践当中常采用转变方式，从而使其具有证据效力。还有通过秘密侦查获得的线索，取得的其他物证、书证，而不以秘密侦查获的证据
为直接证据。因此，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
应当把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这一问题交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违法的程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裁定。也就是说，对于这类证据不是必然排除，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这样规定是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我国现实状况决定我国暂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将一切非法取得的证据通通排除，而应当是有一定的价值取舍，将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行交由法官视具体情况裁定。其次，应当将非法物证的范围明确化，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加强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
对于非法取证手段规定过于笼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其非法手段的方式，以及其界定标准，避免因规定不详，使有的非法手段取证成为漏网之鱼。《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相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方法收集证据。”而第42条却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与上述93条有点冲突，等于只要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否合法，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基本法律则应作出明确的规定：非
法取得证据严禁进入诉讼程序不得做指控犯罪和定罪量刑的证据，但例外的情形除外。 （2）过于注重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
过于对案件真实情况的追求，忽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和对人权的尊重。《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它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保证社会稳定，这就使得在刑事诉讼法中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的判断标准落脚在控制犯罪的观念上，造成对被告人人权的忽视。由于受制于犯罪控制的观念，在具体案件中，从调查取证到证据的采用过程中，对于证据是否予以采用，都是从该证据是否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对破案是否有帮助的角度来度量的，对于违反程序而取得的证据没有一个明确并且可操作的具体规定，这一方面是片面追求破案率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对真相的盲目崇拜导致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理念导致的。应当转变观念、重视诉讼程序对证据取舍的过滤作用，注重保护被告人人权。
证据是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实情况的客观依据。然而不同的国家对于“真实”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将查明事实真相作为诉讼制度的目标之一，具有超越法系的普遍性。这是由事实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