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甚至溺死于大海。因此。父亲常对我们兄弟们说：“我家三代都是这样捱苦受难，不知怎样才能有个好 日子 过。”
那时同乡兄弟不少在外地谋生，家庭生活总比我们好。还有不少人出洋谋生，到泰国、安南、星加坡。少小出洋老大回，在外洋生活好了，但没有文化，不能和家人通讯，老死不外尸骨也不得回乡。为此，父辈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不管家庭生活如何困难，都供给我在乡间小学堂（即私塾李氏宗祠）读书。我从1916年春至1919年读完了初小，又上了高小一年级（即四年级）,第五年，家里无法为我交学费，只好买书回家自学。可以说，我是读了五年书的小学生。
本文摘自《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谢燕章整理。
1973年秋天，我的族伯李沛群偕女儿霭华一同回乡探亲，并为海山石头村病故军人徐海同志写证明材料。消息一传开，当地的公社书记罗廷利同志、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秋庆同志，对长征干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他的住处也做了妥善安排。儿童们欢喜雀跃，高呼：老红军回家乡啦！本
族人更是争着以上宾宴请亲人，我家当然也不例外。 族伯少年投身革命，弟妹们也各奔前程，1928年前回乡一次，建国后才成家，夫人余淑颖（黄岗镇人）生下霭华后不久便去世了。族伯饱尝失妻之苦，一旦回到梓里，重顾老屋，再会亲人，难免热泪盈眶。
金秋傍晚，残阳如血。我陪着他瞻仰当年读过书的“启蒙学校”旧址（李氏宗祠），这时，他好久没有作声，最后，只听他一声叹息：世事沧桑，祠宇破旧，人也老了。 他回家乡只有七八天光景，除了为徐海写证明材料，还非常关心地方人民的生活，与亲人畅畅襟怀，和族兄李新魁谈得更加亲热。对家乡的土特产“番薯汤”吃得津津有味。海滩上留下了老红军穿过草鞋的脚印。
水流千遭终回大海，树高万丈叶落归根。过了三载（1976年）族伯遵循其父母遗嘱，他把老人的骨灰带回桑梓安葬，坟墓筑在“红坑”山麓。他临返住所再顾母校“启蒙学校”，郑重地对我说：“祠堂太破旧了，有机会一定要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