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专访清华哲学系主任黄裕生：中国在文化上负有世界
性使命
黄裕生，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多年来致力于通过对自由问题的系统研究，展开对德国哲学以及基督教对西方哲学的影响、中国古典哲学的普遍主义精神等领域进行重新研究与探讨。已出版《时间与永恒》、《真理与自由》（获2004年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中世纪哲学》、《宗教与哲学的相遇》等著作。目前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由与希望：康德实践哲学与美学的存在论研究”，并承担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 “黑格尔全集翻译”中的“宗教哲学演讲录”的翻译与研究。徐治道，曾任《学海》编辑部特约编辑，现从事财金工作，兼职首师大儒教中心研究员。把中国文化特殊化，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矮化与降格徐治道：通常认为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来自西方，它主张真理与价值的绝对性，主张真理与价值的标准化、普遍化；而特殊主义则主张真理与价值的相对性、适应性，以及真理与价值的差别化、多元化。有种观点认为，西方是普遍主义的，中国是特殊主义的。您怎么看？黄裕生：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理解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及其关系的问题。所以，首先来澄清一下“普遍主义”。所谓普遍主义最根本一点就是主张
这个世界有普遍性事物，且先于和高于特殊性事物。它并不否定特殊事物，但是，相对于普遍性而言，一切特殊性都是相对的，都可以归类到普遍性之下，且只有归到普遍性之下才可获得理解。因此，任何把“特殊性事物”当原则的理论，实际上也都是把某种“普遍性事物”当原则。这正是一切“特殊主义”本身隐含的“二律背反”。比如，“特殊主义”把“中国文化”视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文化”，因此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一些基本特性，这些“基本特性”甚至使中国只能走不同于拥有其他文化的国家的“特殊道路”。但是，当把中国文化视为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性”时，实际上又已经把中国文化视为某种普遍的东西（可被规定为“包含着一些基本特性的东西”）而具有某种普遍性。而这样一来，就会面临一系列特殊主义无法面对的问题：既然中国文化具有某种普遍性而是某种普遍的东西，那么它规定中国人走“中国道路”的那些原则为什么就不能规定其他民族也走“中国道路”？如果这些原则只适合于生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中国人，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也有重大差异，它们如何能克服这种差异？既然能克服这些差异，为什么不能克服与其他文化的差异？难道这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具有严重缺陷，以致无力克服、融会一些差异？本来特殊主义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优越性与例外性的，结果却无异于贬低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有文化能融化或容纳各
种差异，特殊主义者如何自处与面对？因此，把中国传统思想视为一种特殊主义，我是不认同的。不管是儒道还是法墨，都主张这个世界上有最高的东西在，有绝对在，有“一”在。这正是我所说的“本原文化”里最深邃的觉悟。人类有四个本原文化：古希腊文化、中华文化、希伯莱文化与印度文化，它们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觉悟到世界的绝对性与唯一性——普遍性的最高形态。正是对绝对的这种觉悟与洞察使它们获得了足以承担人类的一切幸福与苦难的超越性力量，并因而开辟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史。世界史就是由这四个本原文化奠定的历史。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那么这个特殊性绝对不在于把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文化之外而走什么只有中国人才明白、才适合的特殊道路，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对普遍性的追求与承担：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如何协和万邦而使天下大同？必有伟大的普遍性原则与普遍性理念。实际上，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普遍性不断提高的过程。普遍性高的文化必定包容着普遍性低的文化而必定超越后者。因此，把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化、相对主义化，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深义的无知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矮化与降格。说到文化与价值多元这个话题，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的就是，多元主义原则并不等于特殊主义与相对主义原则。因为多元主义要把多元视为合理、正当的，它必须为多元之正当性找到一个普遍性理由，这个理
由是什么呢？除自由外，不可能为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多元价值等等多元现象找到更合适更正当的理由。这意味着，多元主义要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它必须承认与坚守自由为一切多元的一个普遍性前提，因而一切多元都以不得否定自由为界限，否则它就没理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简单说，任何倡导多元者都不得不以接受与承认人的自由为前提。反自由的价值、反自由的文化、反自由的思想，反自由的社会，不可能成为多元之一元，否则一切多元都将失去正当性。比如，纳粹主义不能成为多元思想中的一元，殉葬、人祭、裹小脚等等传统或习俗也不能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因为它们都违背了每个人因自由而是目的性存在这一原则。所以，我要说，多元主义本身恰是一种普遍主义。徐治道：您认为普遍主义的发展理路，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唯一路径吗？您如何评价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黄裕生：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一种普遍主义理念，因为它要追求与承担的是普天之下的道义与太平，而不只是一国一族一地之福祉。所以它要开辟的历史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因此，中国文化之复兴，必是一种普遍主义理念的复兴。唯当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能担当起世界之普遍正义，才有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由此，如果真有什么新儒学出现，那么，它不仅要能安中国人之心，也要能安世界人之心。否则，它就没有理由称“新儒学”，而只是局限于内地的旧儒学。港台新儒学在学理思考上已达很
高深度，在胸怀与视野上也更具世界性。他们努力以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去融会西方思想文化，以开出新的思想境界。他们有能力与胆识去正面面对古今之变，并且深知这古今之变的三大关键处：自由之觉悟、民主之确立与权利之保障。因此，他们都试图在自己的思想系统中安置这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些努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与承续的。他们共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对宗教性的深度思考与关注，这导致了他们没能克服时代病，普遍落入“人文主义”的陷阱——人越来越成为中心，人的尺度越来越成为唯一尺度，结果却是人越来越失去价值感而愈益升起虚无感。至于大陆新儒家，似乎政治儒学多一些。对于学理建构、学理会通，目前似乎还在准备之中。不过，出现了一些真诚的儒学学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特别需要警惕狭窄与狂热。近年来在学界、民间乃至政商界有一股危险的潮流，就是借复兴儒学或传统文化之名，拒绝现代文明，无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力量。由于无力理解、接受现代文明内在的普遍精神与普遍原则，而轻率否定所有文化的普遍性，结果不可避免地也把中国文化作特殊主义理解，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普遍原则与普遍道义的坚守和担当。同时，他们却又把中国文化说得神乎其神，鬼乎其鬼，似乎只要恢复传统文化，只要把国家帖上儒教这道符咒，就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他们无视近代以来，儒教化的满清王国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