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名外国人，很快组织起1000多名惊恐万状的华人基督徒，大家用一个大仓库的堆积物迅速垒起了一道墙，并在十字路口搭建了街垒，并以此为掩护击退了义和团的进攻。亨利则加入了志愿服务队护理伤员。
随后，张烨茂和唐绍仪也带着家眷躲进了侨民区。他们在一所与胡佛家隔街相望的大宅院里安顿下来，不久又有五六百名处境相似的中国下级官吏和受过外国教育的华人逃来此地。炮击停止后，不时有冷枪向侨民区射击，一些失去理智的侨民认定子弹是从胡佛家对面院子里射出来的。于是，贝利下令将张烨茂、唐绍仪等华人抓了起来进行战地军法审讯。正在吃晚饭的胡佛急忙放下饭碗连忙赶了过去，只见在火把的照耀下，盛气凌人的贝利正充当法官审讯着“犯人”，并听说已有几名中国人在附近河岸上被处决了。胡佛试图上前说明他们的身份，但歇斯底里的贝利却命令他马上离开。见此情景，胡佛骑上车直奔俄军总部将此事汇报给了瓦加克。听完胡佛的讲述后，瓦加克立即带上一个排的俄军士兵赶过来释放了这些人。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枚炮弹击中了唐绍仪的住所，他的妻子和一个婴儿当场被炸死。胡佛等闻讯后及时赶到，与唐绍仪每人抱起一个孩子冲过街道来到胡佛家里，并由亨利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胡佛救下的孩子是唐绍仪五女儿唐梅，后来她嫁给了中国资深职业外交家顾维钧。18年后，唐梅来到了华盛顿见到胡佛时，用纯正的英文说：“我是唐绍仪的女儿，天津遭围困时,是您抱着我穿过街道的！”
密买煤矿发横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大沽，22日，英军以“饲养信鸽为义和团传递情报”为由，将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抓了起来。正当被关在太古洋行一间旧厨房里的张冀惊魂未定之际，他的德国顾问德璀琳来了。深得张翼信任的德璀琳没有辜负他的希望，张翼当日就被释放了。
德璀琳救了张翼，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成为开平矿务局的总办。张翼无奈，于次日开具了“保矿手据”，答应：“委派古斯塔·冯·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此后，胡佛与德璀琳共同炮制了《出卖开平矿务局合约》，即“卖约”。7月30日，德璀琳以开平矿务局总局代理的身份，胡佛以墨林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在“卖约”上签字。“卖约”规定：“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掌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数据、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
10月，胡佛带着“卖约”回到伦敦，墨林在嘉奖他5000美元后，又提出了对“卖约”的修改意见。他建议以他个人的名字取代“卖约”中威克——墨林公司的名字，以便他个人享有所有权益。墨林后找到国际财团为靠山，将开平卖给英商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
1901年2月初，胡佛返回天津，串通德璀琳修改“卖约”。他们不仅以墨林的名字取代了威克
——墨林公司，而且还扩大了出让权益，并将“卖约”改为“移交约”。为了威逼利诱张翼签字，胡佛除承诺张翼终身为督办，给予优厚报酬外，还答应新公司将提出5万英磅股标作为张翼与德璀琳的酬劳，并许以一笔用以贿赂和收买有关方面的款项，包括给清政府的20万两白银。但看到“移交约”等于出卖开平矿务局的主权时，张翼坚决拒绝签字。为此，胡佛又连夜拟制了一份只是合办增股而非卖矿的“副约”。他对张翼说，“移交约”是为了满足英国法律的要求，而“副约”才是据以行事的文件。胡佛还威胁张翼说：“如果他不签字，英国公使和美国公使都要到中国外务部告状。”后经数次修改“副约”，并在丁家立的撮合下，2月19日，张翼、德璀琳、胡佛共同在契约上签字。
后此事被张翼的亲家周学熙发觉，并告发给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袁世凯接连三次向朝廷参奏张翼。1904年底，清政府令张翼偕著名学者严复赴伦敦劳伦斯法庭打了一场国际官司。翌年1月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张翼、胡佛、德璀琳、墨林等对簿公堂。经过数月14次的开庭审理，法院判决：“副约”对于各被告都具有约束力。但法院同时认为，该“副约”不能构成一个本院能判决强制执行的合同，因而不能直接命令履行合同。这场官司表面上是清政府胜诉了，但判决书只是“无法强制执行”的一纸空文，清政府根本无法收回开平煤矿。
胡佛这段不甚光彩的历史，一直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疮疤。1928年竞选总统时，政敌就攻击他“手脚不干净”，称他当年在中国以非法手段捞取了一笔横财. [/color]
[color=Blue]清朝末期的13年中（1898年－1911年）中国共有16家华商银行成立。商办津浦殖业银行是这16家华商银行中以资本额排定，除通商、大清、交通三行之后的第四大银行，该行于宣统三年三月一日正式营业，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4号路（今滨江道）。
清末民初天津有八大家，李家是其中之一。津浦殖业银行就是盐商富豪李士钰（李善人）家族创办的。
宣统二年十月李士钰与其兄李士珍（“珍”应该是金字旁）（翰林院待讲学士）其弟李士铭开始策划成立银行事。李氏兄弟就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家第一代。1932年李颂臣任津浦殖业银行总董的时候，李颂臣、李赞臣、李敬臣等则是八大家中的李家第二代了。
天津保存的近代建筑，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各自施展才能，为海河两岸留下了不少景观。这些建筑设计师中，包括意大利的保罗·鲍乃弟，奥地利的盖苓，比利时的沙德利、窝尔美，美国的海明勃利等，其中鲍乃弟和盖苓尤为突出。
意大利建筑设计师鲍乃弟
意大利建筑设计师鲍乃弟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居住在天津。他原住意租界大马路（现建国道），后居英租界科伦坡道（现常德道）。其职务为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工程师。他的妻原也在津居住，后来回了意大利。鲍乃弟又曾与白俄女子卓娅共同生活。卓娅赴希腊后，一说鲍乃弟随她去了希腊，一说回了意大利。
鲍乃弟为意租界、英租界、法租界设计了不少房屋。这些房屋充溢着南欧和意大利风格。鲍乃弟设计的主要建筑有意租界回力球场（现第一工人文化宫），其斜对面的立多利大楼，还有霞飞路2号张氏故居。五大道上的新式里弄住宅疙瘩楼和安乐村也出自鲍乃弟之手。这些建筑现已成为影视片的外景地，电视连续剧《今生今世》、《侬本多情》、《上海探戈》等多取景于此。 意租界回力球场 回力球场离马可·波罗广场不远，属意租界中心位置。回力球场（现民族路45至47号）建于1932年至1934年，为意大利塔式风格。主入口处门厅建有36米高的灯塔式塔楼，塔顶设有灯柱，正侧立面檐部一窗台下，饰有姿态各异的回力球运动员浮雕装饰带，突出了建筑物的特色。建筑内部设有回力球赛场、大看台、彩票房、宴会厅、舞厅、健身房、休息室等。
1945年，意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回力球场被勒令停业。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邀请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关颂坚和原意商立多利房地产公司瑞士籍工程师凯思乐按需要重新设计，将回力球场改建成文化宫大剧场。 花园路张氏故居
霞飞路（现和平区花园路）位于法租界，为圆形马路，围绕着法国花园（现中心公园）。这里是法租界的中心，四周以法式建筑为主，2号为张氏故居。
张氏名张谦，广东新会人，曾任中国驻檀香山领事、驻葡萄牙公使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华人董事长等职。1922年，由鲍乃弟设计的这幢小楼是集仿式楼房，造型新颖别致。主体是2层带地下室。楼门口设有两侧对称的高台阶和门厅。院落宽敞，有汽车房，并设有花木绿地和花坛。整所楼转墙为铁艺透视墙，景色幽美。[/color]
danceorsing 回复于：2006-11-29 12:55:13
[color=Blue]早在1879年11月3日，李鸿章的德国顾问汉纳根坐在轿子里观看天津，就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在这个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拥有数量众多的两三层小洋楼并且带有很大的花园，让人看起来就舒服，这样的景象即使在上海和香港也不多见。”当年小洋楼的设计师中有一位皎皎者，奥地利国家建筑鉴定议员著名建筑设计师罗尔夫·盖苓(ROLF GAILING)。
阿尔卑斯山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逶迤于漫坡碧草之间的兰色多瑙河，山巅上一座座巍峨的城堡交织出一幅幅童话般的美景。1884年7月盖苓在这里出生，自幼陶醉在如诗如画的环境里，使他对建筑和大自然的和谐美有着独到的领悟，并立志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建筑美的追求中来。
1903年在他19岁高中毕业后即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建筑学和建筑工程学。1907年大学毕业后，他立即开始了独立建筑师的生涯，同时在大学里教授建筑结构设计和建筑技术等课程。1920年2月，盖苓取道满洲里来到中国。第一站到达北戴河，适逢当时的中国政府正急于把北戴河建设成现代化的疗养胜地，中国著名实业家朱启黔先生统筹北戴河建设的总体规划，幸运的盖苓立即受顾于当地的政府。北戴河是朱启黔先生的故乡，这里有起伏的丘陵，有蜿蜒入海的南北戴河、茂密的森林，更以迷人的海滩蜚声海内外。盖苓在华早期的作品就是为北戴河海滨设计的酒店、莲花山(LOTUS HILL)钟楼、咖啡屋、西山拱型桥以及市内交通设施等。当时，欧洲处在两次大战之间经济萧条时期，盖苓珍惜在中国的宝贵时光，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近三百座楼宇的设计，北戴河、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南京、上海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他的许多作品保留至今并成为当地的著名建筑。
1920年12月，在中国初获成功的盖苓把他的妻子带回中国，盖苓一家很快就和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盖苓一家自1922年住在今河西区蚌埠道，在天津生活了30余年，他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为一体，在津多年，他掌握了流利的汉语。在旧英租界剑桥道42号剑桥大楼也就是重庆道24号，盖苓在这里开办了美术建筑事务所，作为西方的设计师，他把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带到了中国。他善于博采众长，吸收一切优良的传统，在他的设计室中原原本本复制了一座蓟县独乐寺的木制模型。盖玲似乎悟出了中式建筑的奥秘，这座始建于唐朝的中式建筑，力学结构之严谨、造型之生动，木质构件的连接竟然没有一枚铁钉的设计思想和施工工艺，常使盖玲激动不已。盖苓善于挖掘不同民族对美的共识，多元化的艺术构思，正是盖苓作品的独到之处。请看昆明路117号，德奥式的尖顶、英式宽敞的明窗、意式的拱券门，墙上装饰着中式兽环，庭院中可以见到中式的月亮门、太湖石、鸭池，他把多种建筑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能使人从中领略到几何图形组合所产生的形式效果，丰富了视觉的美感。欣赏盖苓的作品，仿佛钢筋、石头、水泥也会说出它的风格、流派、起源。
原津浦铁路局局长徐士章之女徐绪玲深情地回忆道：“我们都管他叫GAILING。我父亲说盖苓盖的房子就是好，他要价特别高可质量特别好。盖苓房子的特点是尖顶房，除设计漂亮以外，布局也合理。”
根据盖苓先生的长子弗朗西斯提供的设计图纸，摄影师们按图索骥，又在天津找到了三幢盖苓设计的别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盖苓在天津设计建造了约250处作品。以20世纪上半叶的设计水准，人拉肩扛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平均每年要为天津建造出8到10座楼宇，这简直是个奇迹。
除了住宅、别墅以外，盖苓还设计了许多大型公寓建筑。
座落在马场道上的香港大楼是一座高级公寓式楼宇，俯视投影图为L型，占地1750平米，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其外墙设计色彩对比鲜明，园、方多种窗型按几何折线对称分布，楼内单元设计从居室、卫生间到厨房、餐厅讲求精到紧凑、实用完备。主要房间设在东西两面，并在二楼以上向外挑出两米利于采光采暖拓展空间，楼内设有安全疏散通道。
座落在重庆道上的民园大楼，占地3058平米，依地形形成近似三角形楼盘，地上三层局部
四层半地下室一层，楼内由四款不同结构的单元组成。庭院小园林式的构思立意新颖，玲珑剔透、典雅大方，重庆道一侧二楼以上设计为通接阳台，突出了正面的层次感，楼外围墙采用通透方格式结构。一层依楼内单元分割而成的小院内有连接室内的梯级，加上剑桥大楼，三座公寓式的建筑在天津可谓老幼皆知。当年落成时，在西方国家也属于时髦的新潮流派，从建筑美学到力学结构到选材，不仅在天津是大手笔，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领风气之先的。
七十度春夏秋冬过去了，这些建筑毫无落伍之憾，盖苓还设计了许多商住楼，大沽路商业街曾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洋货集中的地方，这座楼宇是当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天津的展示厅，许多西门子最具代表性的机电产品，正是在这里介绍给中国市场的。
位于现河西区解放南路的德美医院，由盖苓和著名桥梁建筑设计师史考夫联袂设计并建造。由于医院本身的特殊需要，给他们的设计提出了许多高难度的要求，两位设计师在整个设计中没有采用木制材料，手术室的墙壁用两米高的玻璃瓦覆盖，经过特殊处理的玻璃窗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尘作用，从先进的X光室、花园式的病房、电理疗室到消毒室、洗衣房、厨房都有极其精到的构思，其大部分先进的设备从德国购进，个性鲜明，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是盖苓的又一特色。
唯一的例外是座落在睦南道上的实业家李勉之庭院，院内四座别墅一模一样，仿佛春风中四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这是主人分别留给四个儿女的财产。1929至1934年，盖苓先生在天津工商学院任教，讲授建筑设计、房屋建筑、建筑材料等课程，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建筑师，任期结束时受到时任系主任的高度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盖苓曾经想为天津建设继续出力，可惜1952年8月1日盖苓先生与世长辞，享年68岁，埋葬在他的第二故乡天津。
盖苓一家在天津生活了三十余年，他们深深地爱着天津，这里是盖苓夫妇五个子女的出生地，这里有浓浓的乡情。盖苓先生去世后，盖苓夫人携其子女挥泪离开天津回到奥地利，其长子弗朗西斯·盖苓赴美国定居，多年来他们时时怀念天津，时刻关心着天津的现代化建设。弗朗西斯把他父亲的设计图纸捐赠给近代天津与世界博物馆，这些饱蘸着建筑设计师心血的蓝图又回到了它们的故乡天津。[/color]
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的天津小洋楼中，有不少作品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理源和关颂声。 沈理源与华信工程司
沈理源(1889-1949)，浙江杭州人，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官费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奈波利工科大学攻读水利和建筑专业。回国后在天津任建筑师先后达30年，设计的房屋有百余处。此外，他还在北京设计了劝业场、真光电影院和清华大学的电气馆、体育馆、图书馆等。
沈理源曾从事建筑教学工作，担任过天津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学院址）和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沈理源在天津曾经当过华信工程司总工程师。华信工程司原为外国人开的建筑事务所，1931年后改由沈理源经营。早期他设计了天津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等，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