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观之责任。”这些是他1899年以后新闻思想的核心。
当然，这一变化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其新闻思想也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说，到了日本以后，通过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文而读之，若行芟夷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随着政治思想的进步，他的新闻思想也就更为深刻、更为完整了。他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封存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而封闭、保守和稳定就必然导致僵化落后，以致国民的愚昧。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不仅是对文化的极端摧残，也是最典型的对思想的压制与愚民政策。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地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是对思想言论的限制，造成上下不通，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妄想着千秋万代，殊不知，就是这种愚不可及的想法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发展中探索着生存之道“西人以好事而强，中国以无动而弱。”因此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通”，因而我们应以报馆“记以往，振现在，厉将来”。使报馆成为“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国民奉其议以为精神”，成为“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因此，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当然，梁启超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的新闻思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新”字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想。他在《清议报》中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新闻自由观：言论新，思想新，也就使他更加重视报刊的功能：教愚民，振民气，强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
情感的文字，流利畅达，雅俗共赏。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颇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那么，作为报人，梁启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就是他的思想观念能充当时代的先导。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社会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不断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梁启超把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办报“四原则”，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提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这“四原则”在他后来《〈时报〉发刊例》（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号）中进行了具体化，为《时报》制定了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通”和新闻事业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述”。这些思想和他在1899年以前的新闻思想相比，无疑要深刻得多，有见地得多了，也可以说是梁启超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曙光和新的气息。
③ 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梁启超以他深刻的新闻思想和丰富的办报经验，成为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新闻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性，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新闻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既然和政治密切就有一个方向。记得当年严复办报的时候，北大的老校长，他说过这样的话：“一立论不能无宗旨，一举足不能无方向。” 办报纸，发表评论必然有个宗旨：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梁启超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办报的人和写历史的人一样，都应该是要注意政治。梁启超一辈子写过1500万字的文章，他说他所写的文章，都和政治有关。他办报期间所写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谈报纸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说，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有主观和客观两性，他说办报也是这样，“有客观无主观不得谓之报”，办报的人光是“客观”，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得谓之报”。因此《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而《新民丛报》的宗旨则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
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我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清议报》时期动辄谈“我党”如何，痛詈西太后等人的情形相比，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谓完全成熟。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这成为《新民丛报》办刊的一大特色。因此《新民丛报》最为成功，其文风也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
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梁启超虽然为近代中国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毕竟是刚刚从传统文化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叛逆者，毕竟是世代相传的旧文化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一个英才。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社会的一个的士人，在中国新旧转型时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每况愈下而无动于衷的。报纸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象征，给了梁一个大展鸿图的平台，“作为主笔今为执政者”。他的新闻活动同他的社会改良一样，有着他自身的传统精神的限制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启超与有罪焉”。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奠基人之一，尤其是他变化了与进步了的新闻思想，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期新闻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理论是我国一笔宝贵的财富。
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 中国新闻史上许多“第一”都与外国人和外报相关（如我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是英国人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我国近代中文报业于19世纪50年代后在香港出现、最
早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遐迩贯珍》，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是英国人博兰雅主持的月刊《格致汇编》，我国最早出版的儿童刊物之一是1889年1月创刊的《成童话报》等等）。尽管外报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并给中国创办近代报刊储备了经验、技术和人才，然而，这些报刊的出现绝大多数并不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经济及新闻传播技术等为目的，而是前面所提到的利用报刊充当侵略和统治的工具，是要用西方模式改变我们国人的思想，将中国彻底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