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环境司法实践中，其司法机关并没有建立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精致理论，只是对“国家行为”进行了非常宽泛的界定。根据印度宪法对“国家”的定义，印度司法机关将法律创立的实体、履行政府职能的实体都视为国家。 印度的工业部门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很多私营企业也有国家资本的成分，这就将公民环境权的效力延伸得很远。对于纯粹的私营企业，法院也可以找到“国家行为”的痕迹，在1987年“施拉姆汽油泄露案（Shriram Gas Leak Case）”中，法院直接向私营企业发布令状，因为它接受了政府的贷款援助、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土地和设备，因此被视为一种“国家工具（instrumentality of the state）”，要受到生命权条款的约束。甚至在很多针对私营部门的“生命权”诉讼中，法院根本没有说明适用的理由。1995年，在“消费者教育研究中心案（Consum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case）”中，印度最高法院向30家石棉厂和74家与石棉有关的企业发布了有关职业健康与安全措施的令状，并简单地认为，私人或私有工业也要受法院根据其管辖权发布的令状的约束。 这是印度首例抛开“国家行为”理论，直接将环境权适用于私人领域的判例。实质上，这种司法武断是理性的能动。发达国家运用水平效力理论救济私营部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主要针对言论、结社自由。 由于环境权首先遭到企业侵害，其次才会遭到国家不当行为的侵害。因此，将环境权的水平效力适用到私人领域，只是回到了公民基本权利救济理论的原点，即对抗公民权利的主要侵犯者。
（四）平衡公民环境权利的外部冲突同环境权利有冲突的权利，或者非权利利益有多种。例如，印度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 如果宗教行为造成环境退化，就会产生环境权利与宗教自由权的冲突，不过这是潜在的冲突。目前，与环境权利冲突的主要权利类型是职业、商业自由权和经济增长的利益。解决与商业自由的冲突，一般是依据宪法的公共利益条款，说明限制商业自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印度拜耳有限公司诉马哈拉施特拉邦（Bayer India Ltd v. State of Maharashtra）”案中，法院认为：“没有什么比公共安全问题和生命权更基本的了，只要这些受到侵犯，法院就不得不基于公民的一般利益，而不是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利益采取行动。”
至于衡量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法院的平衡方法之一是确认环境权利的优越性。在“甘加污染（制革厂）案（Ganga Pollution（Tanneries）case）”中，印度最高法院认为“关闭制革厂可能带来失业、税收减少，但是，生命、健康和生态对人民更加重要。” 但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一般不衡量二者的冲突，只是强调保护公民生命权的重要性以及司法机关的职责。在“杜恩河谷（Doon Valley）”案中，印度最高法院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是政府的职责，法院无权作出决定。 这种拒绝衡量的理念，实质上也是一种衡量，体现了环境利益的优越性。在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不利的情况，这是司法机关被迫作出的政策选择。
四 初步结论
印度环境基本法的立法质量和行政执法效果不佳是印度司法机关能动司
法的事实原因，但这只是说明了司法能动的必要。根据印度宪法，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都以公民基本权利为限， 尽管印度宪法没有明确赋予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但这为法院审查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侵犯公民基本权利提供了可能。就司法职权而言，法院有权执行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如果行政行为使公民基本权利遭到严重伤害，或者正义严重沦丧，在穷尽一切救济途径的情形下，最高法院和邦高等法院在可以通过发布令状纠正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或法令，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因此，印度环境司法的能动性只是其司法能动主义的部分体现。
尽管这种倾向也遭到一些质疑，比如，法院不擅长技术事项，更不应该过多地代替政府进行政策选择，具有侵犯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嫌。 但是，在印度环境执法效果严重不佳的背景下，司法能动的积极意义是不应否认的。并且，还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或许对我国有益的结论。首先，司法机关在环境法律实施中的作用取决于该国宪法对司法机关职权的配置及其实际运行。其次，一国环境基本法的法律渊源也许不应局限于某一综合性的环境立法，还应涵盖规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互动的法律渊源。
【作者简介】
谷德近，中山大学法学院任教。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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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South Asia， 22 Va. Envtl. L. J.218-220， 2004.
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95页。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246条、第7附表。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248条。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250条。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252条。
Abraham， The Bhopal Ca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Law in India， 40 I. C. L. Q.354， 1991.
从1950年到1985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的侵权案件，从初审到终审的平均时间是17.5年。参见Nickel， The Human Right to a Safe Environment: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Scope and Justification， 18 Yale J. I. L. 201， 1993.
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86-92页。 Indian Penal Code， 1860， Section 290.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Preambl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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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68，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7、8.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15.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4.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23.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19.
Shyamdivan Armin Rosencranz，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in India，72，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24.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 of 1986 (India)， Art.15.
Habib Ehsanul， Public Interest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a Tool to Ensure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446，Monterey， California， November 16-20， 1998.
Parvez Hassan and Azim Azfar， Securing Environmental Rights
through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South Asia， 22 Va. Envtl. L. J.222， 2004.
Shyamdivan Armin Rosencranz，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in India，551，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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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amdivan Armin Rosencranz，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in India，85，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印度司法机关的设置也体现了准联邦制的特点，其司法系统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组成。联邦设一最高法院，每邦设立一高等法院。所有法院适用的法律既包括宪法和联邦立法，也包括邦立法。因此，与其说印度的联邦法院系统不完整，不如说印度的联邦成员没有司法机关。因此，区分联邦司法和邦司法的能动性，既不可能，也无意义。
司法能动，又称司法能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与司法克制
（Judicial Restraint）对称。这一个概念最早用于描述196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在民权运动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当时以沃伦为首席大法官的最高法院作出大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判决，尤以彻底废除“种族隔离”最为著名。学术上，对司法能动主义的界定，多从这一概念与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宪法解释、法官自由裁量权、民主与人权的关系入手。因此，司法能动主义成为一个难以简单定义的概念。但是，司法能动主义具有两大特征：形式上，法官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灵活的解释宪法和法律；实质上，将自然法或抽象的公平、正义理念注入现行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给予超越法律的救济。参见克里斯托弗·沃尔夫著，黄金荣译：《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1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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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 Razzaque，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in South Asia and Africa， OHCHR-UNEP， initiativ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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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泽伐·马赫弗兹·诺曼尼：《印度环境人权——审视法律规则和司法理念》，谷德近、王曦译，载《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92页。
陈新民著：《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下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版，第6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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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泽伐·马赫弗兹·诺曼尼：《印度环境人权——审视法律规则和司法理念》，谷德近、王曦译，载《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
穆罕默德·泽伐·马赫弗兹·诺曼尼：《印度环境人权——审视法律规则和司法理念》，谷德近、王曦译，载《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Michael R. Anderson， Individual Right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ndia， in Alan E. Boyle and Michael R. Anderson(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xford， 221， 1996.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12、13、21条。 《印度共和国宪法》（1949年）第32条、第226条。
M. P. Singh：《印度法学教育与宪法学之热点问题》，柳建龙编译，载《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