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化程度还不够深入
第一、人民币不完全兑换仍是影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制度性制约。货币自由兑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由国内金融中心向国际金融中心飞跃的基础。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已基本取消外汇管制，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迪拜等大都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我国自1996年12月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近年来，按照“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有计划、分步骤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涉及资本项目开放的实质性试点改革措施出台。而从国际经验看，即便是市场经济成熟、发达的国家，其实现货币的完全可兑换往往也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过程，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
第二、缺乏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支付清算系统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枢纽，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前提。目前，纽约是美元进行全球清算的中心。拥有美元实时全额清算（RTGS）系统，联邦电子资金转账系统（FEDWIRE）和清算所同业支付清算系统（CHIPS）。伦敦则是全球外汇市场交易的枢纽，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多币种清算系统CLS(持续联结清算系统)的业务处理所在地，环球外汇交易清算所向全球主要外汇市场成员提供14个币种、多边外汇交易轧差清算服务。同时，伦敦清算所是跨市场的证券托管结算机构，为伦敦国际金融期货和期权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及一些场外交易产品提供清算服务。而上海却还没有成为支付清算枢纽。不但没有全球性的支付清算系统，相比北京，以上海为基点直接连接全国的支付清算网络也几乎没有。尽管上海已经拥有了众多的全国性金融要素交易市场，但是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连并与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资金支付清算体系没有在上海形成，甚至一些重要金融市场没有独立的清算组织，相互之间托管和结算系统的分割也非常严重，制约着上海金融市场的辐射力的延伸，是上海由金融市场中心迈向金融中心的桎梏。
第三、金融市场主体的国际化仍显不足。从拥有国际金融机构数量看，截止2008年底，上海市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为164家，而据不完全统计，香港地区的外资营业机构近400家，新加坡则达到了近800家，当然，香港、新加坡的包括保险、证券的全体机构概念，而我国目前上述领域并未完全开放。从金融市场来看，上海除了股票市场在全球排名前十以外，无论是外汇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均相对较小。而新加坡和香港的外汇市场交易额分别排名世界第五、第六，香港还是世界最主要的黄金交易市场之一，新加坡拥有亚太地区首家集证券及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于一体的股份制交易所。
第四、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人力资源不足。具有排名居前的EMBA培训项目经常被视为拥有健全的专业人才储备以及理论和实践研究与商业领域动态结合而获得市场效益的标志。普华永道在2007年选取11个城市，比较了其EMBA的教育水平，其中，伦敦和纽约明显领先，两者加起来拥有超过50%全球顶级EMBA课程，比十大金融中心里其它八个城市的总和还要多。其中，排名居前的EMBA培训项目中，伦敦有7个，纽约有6个，紧随其后的是香港和巴黎，均为4个，上海仅为2个，排名最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金融高端人才方面的差距。此外，英语是全球性金融业发展的通用语言，居民的英语水平在一个城市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竞争中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上海相比新加坡、
香港，甚至迪拜和孟买，都有较大的差距。
（三）税收问题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影响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税收，新加坡成为亚洲美元离岸中心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银行当时首选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地是香港，但由于香港政府不愿意取消其15%的利息所得税，而新加坡政府随即取消了外币利息税，从而使新加坡具有了如今亚洲美元离岸中心的地位。
国际上通常用“企业总税率指标”（企业应缴总税额在利润中占比）来衡量税负水平。如表6所示，在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上海和北京企业总税率最高，高达73.9%。东京为52%、纽约为46.2%、伦敦为35.7%，而香港、新加坡和迪拜这几个城市分别仅为24.4%、23.2%和14.4%。
表6：部分城市的企业总税率指标
当前影响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和营业税。从2008年开始，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率调整为25%，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瑞士（24%）、卢森堡（28%）、伦敦（30%）、纽约（24%），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率并不算高，但比香港（16%）、新加坡（20%）要高。因此，总体看，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我国的税负水平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已经不大。
影响金融企业税负水平最主要的是营业税，营业税也是中国金融业税制变革呼声最高的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不征收营业税或税率较低（1%左右），而我国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高达5%，且以营业毛收入为税基。考虑到金融企业虽然营业毛收入很高，但资产利润率很低的行业特点，营业税对金融业运营成本的影响尤其巨大，税负往往是所得税的数倍。
其次，是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制，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万的部分最高税率为45%，高于美国（35%）、香港（16%）以及英国（20%）。而月收入超过10.2万元（10万加上2000元的扣除额）人民币对于金融高端人才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且收入越高，与国际上相比税负差距越大。个人税负问题成为上海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
（四）发展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强
根据2008年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对上海银行业中高端国际性人才调查形成的《上海银行业人才生态环境实证研究报告》，在发展环境中上海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并改进。
第一，自然生活环境需进一步改善。调查显示，上海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最低，突出表现在空气质量较差、城市清洁状况有待改进、交通拥堵现象比较严重等方面。特别是空气质量问题，在满分为100分的评比中，受访外籍员工仅给出了32分的平均分。而就国际情况来看，环境问题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万事达卡组织的全球商业中心指数在2008年中专门增加了“宜居程度”这一维度，且在整个得分中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经济稳定性占有相同的得分权重，上海该项得分在所有75个城市中仅排名第60，不仅落后于大部分欧美国家，比香港也有近20分的差距。
第二，社会经济环境更需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前述调查，与伦敦、纽约、香港等地相比，上海目前在商业文化、配套服务和商业资源等三个软环境建设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上海在商业文化领域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缺乏成熟的商业文化、社会诚信和职业道德。配套服务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不完善、政府服务意识不够、公共教育及卫生体系比较落后等。而商业资源的差距则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人才资源、优惠政策资源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