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和改造：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略论
曾雄生
摘要：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本文从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环境的适应（应对）等五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土壤耕作和物种选用，以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两条并行不跛的两条腿。全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环境的改造，更是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与适应相结合使环境及其变迁对农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底限度。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天人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是普通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文化之所以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而不衰，可持续。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是为农业文明。KING称以中国为中心的农业为可持续农业。探讨中国传统农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天人关系。从中得到启示。 天人关系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1]在传统的中国人心中，农业中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天、地、稼的关系。故《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其中天和地是大自然的代表，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环境，人和稼生于天地之间，天人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过其中加入了稼的因素，稼同时具有自然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人按照需要与可能选择和种植作物。
传统农业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过去在研究农业史时，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对于环境的改造，过份地强调人及其技术的作用，而技术又过分地强调土壤耕作技术。原始农业中刀耕农业和耜耕农业阶段的划分；传统农业中北方旱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方水田技术体系的形成等，都是主要以土壤耕作技术为依据来划分的。现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用审视的目光看待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历史地理学家开始强调环境对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重新祭起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旗，[2]受此影响农业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过多地把目光指向环境及其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指向农业对于环境的破坏，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保护[3]与改造，更忽视了人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些都不符合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的实际。
我们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变迁也引起过中国农业的波动，但真正决定中国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一、环境对农业的影响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对于农业的影响并不相同，具体说来，天和地对于作物的影响是不同的。古人将它归纳为“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地，即土壤。由于在构成环境的诸多因素中，土壤与作物的关系最为直接，因而也最先为人所注意。古人认为作物的种类是由“地”来决定的。经常提到的例子是：“桔逾淮而北为枳，鸐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4]“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有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5]前者说“此地气然也”，后者说“土地所宜”。地气和土地，指的都是土壤。土壤是导致变异的根源。[6]
在土壤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土壤上生长的植被。《师旷占术》曰：“五木者，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多种之，万不失一也。”《杂阴阳书》则将“五谷”和“五木”一一对应起来，有所谓：禾生于枣或杨，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杨或荆，大麦生于杏，小麦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杨。”孔子也说：“平原大蔽，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且草可财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谷。”植被不仅是土壤状况的标志，同时还可以用作改善土壤的物质。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杂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并将“于草木茂盛时芟倒，就地内罨腐烂也”，称为“草粪”。还有意识地种植一些豆科植物充当绿肥。民族学调查表明，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在进行刀耕火种的时候，首先选择林地而不是草地去作为土地，而在林地的选择方面主要考虑的是林木的长势和种类，而不是土壤的质地。决定什么地种什么庄稼也是根据树木，而不是根据土壤。
其次是土壤的性状（颜色、手感、水份、土壤中的生物活动等）。禹平洪水之后，茫茫禹迹，划为九州，九州的土壤，各不相同，《尚书·禹贡》言之凿凿。不同的土壤进而有不同的农产品，《周礼·职方氏》记载甚详。《管子·地员》说：“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书中还具体指出了九州土壤性状及适宜种植的作物。被李约瑟等称为是最早的地植物学著作。由于决定适宜作物的是土壤而不是行政区划，所以元代孟祺 \孟祺\在《论九谷风土 \风土\及种莳时月 \论九谷风土及种莳时月\》又做了这样的发挥：“苟涂泥所在，厥田中下，稻即可种，不必拘以荆、扬。土壤黄白，厥田上中，黍、稷、粱、菽即可种，不必限于雍、冀。墳、垆、黏、埴，田杂三品，麦即可种，又不必以并、青、兖、豫为定也。”
再次是地势。或认为《禹贡》中的“厥田中中”、“厥田中下”等，指的就是地势。“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植物的垂直分布也直接影响到了作物的分布，古人说：“三农生九谷”[7]，所谓“三农”，郑司农（众）曰：“三农，平地、山、泽也。”（郑）玄谓三农，“原、隰及平地”。“三农生九谷”，正反映了环境因素中地势对于作物的制约。
水流径于地。和土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水，有时水甚至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如《禹贡》中所说的“涂泥”，其中的“泥”，实际上就是水和土的混和物[8]。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物发生变异的根源，所以古人又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9] 今人
有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某些生物来说，水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如水稻，《天工开物》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水成为发展水稻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于是中国历史上就有了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故事发生。 上述因素，古人统称之为“土”，“土气”或“地气”、“水土”。不同的土壤是有不同的物产，它们之间的引种是不可能的。即使强行为之，不是死亡，就是变异。于是有“桔逾淮而北则为枳”，“芜菁南种则为菘”的说法。
狭义的天，指的是环境中的气候因素。气候随季节而变化，故称之为天时，用之于农业称之为农时。《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审时》更从“得时 \得时\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来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
宋人将地势引入到农时之中，提出天时有“地势高下之不同”[10]，认为“高下之势既异，则寒燠肥瘠各不同。”[11]元代农学家更将时与地（纬度和海拔高度）结合起来。不仅指出了气候寒暑与纬度高低的关系，而且强调共性之间的特殊性，要求人们在选择农时的时候，应当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这就叫做“因地为时”。[12]
古人尽管对农时重视有加，但是他们对天时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古人只是注意到了气候对于作物生长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气候对于作物分布的影响，他们把各地作物不同的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土壤的不同的结果，尽管元代引入了风土的概念，部分地考虑到了气候的因素，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将土壤看作是根本的原因。只是到了明末，这种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徐光启认为作物栽种中的地区差异性，在引种的过程中“亦有不宜者，则是寒暖相违，天气所绝，无关于地”；是以“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 [13]徐光启明确提出了气候是引起作物分布差异的原因的观点。 二、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古人所说的风土论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对于农业的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环境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中国语有一句成语“沧海桑田”，指的就是环境的变化。有一种说法认为，农业的起源就是气候变迁所致。农业起源之后，气候变迁并没有停止，自竺可祯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之后，[14]人们对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状况的研究日趋深入，与此同时，气候变迁对农业的影
[15]
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普遍认为，气候的变迁不仅影响到动、植物的分布、农业牧业的分界、还影响到作物的种植制度，以及农作物的产量等等。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如何评估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 以气候变迁对于动、植物的分布的影响为例，我们认为，能够反映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的变化应该是自然界自然分布着的动、植物，而并不是人工栽培和豢养的动、植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学者据以证明气候变迁的动、植物分布是不足为据的。如，有学者认为，汉、唐时期，长安城有柑桔和荔枝的种植，以此证明当时的气候处于温暖期。[16]
实际上历史长安柑桔种植并不是自然分布的结果，而是人工干预的结果。细加分析，我们也只能得出，汉唐长安城（笼统地说北方地区）气候依旧寒冷，至少没有变暖到可以种植柑桔和荔枝的地步。汉代长安的确曾引种过柑桔和荔枝。请注意是引种。既是引种就不是原产，柑桔和荔枝的原产在于江南。“后皇嘉树兮，桔来服兮，受命不迁兮，生南国兮。”这是战国时期屈原对桔树的颂词，战国时期属于人们所说的温暖期，但温暖的气候似乎并没有改变柑桔的分布。于是有汉代人曾试图通过人工干预来改变柑桔的分布，将柑桔从南方引种到北方。但汉代北方的气候显然没有温暖到可以露地栽培的地步，而只是在保护地进行栽培，具体说来是在上林苑中栽培。上林苑是皇家园林，它可以依靠皇权，不惜人力物力来制造小气候，以适应桔树的生长，汉时已有蔬菜温室栽培[17]，有人认为汉代长安在移栽荔枝时也采用了温室栽培，扶荔宫可能就是一处温室[18]，尽管如此，汉代长安城的荔枝移栽还是不成功的，经过多次移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19]。唐代长安城的桔树也主要是种植于宫中。城市在气候学上的“热岛效应”可能对长安城的温度产生影响。唐代设有温汤监，专门负责利用温泉进行蔬菜瓜果的促进栽培，[20]唐代是否将此项技术用于宫中种桔不得可知，即便如此，也是很不成功的。仅有的150余颗果子，即被表为祥瑞，证明当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移植柑橘的。[21]
有学者注意到，魏晋时期“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这一事实，以此来证明气候转冷所致的牧区南进和农区南退。[22]但是，这种将农牧区演变简单归结为气候转寒是片面的，因为牧区的南进实质是畜牧民族的南进，游牧民族进入到农区之后，由于他们还不能接受农业生产，因而只能沿袭他们原有的生产方式，可是当他们逐渐了解了农业生产，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后，他们便放弃了原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牧区又变成了农区。这种情况，就是在被称为温暖期的元初也是如此。蒙元入主中原之初，一度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地”，大片农田据为牧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便放弃了马背而成为农人。促使蒙古人弃牧营的不是气候而是文化。
理论上来说，气候的冷暖波动可能引起生长期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物的产量。但与熟制的变化却没有直接的关系。生长期的延长固然为多熟制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但要使多熟制变为现实，还必须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和技术上的可能性，还要考虑土壤肥力等多种因素。从历史事实来看，虽然一般认为公元1000年前，以温暖期为主，以后以寒冷期为主，但多熟制的发展明显呈现后期胜过前期的趋势。前期虽然出现了土地连年种制，甚至有学者认为部分地区早就出现一年二熟制，但直到宋代以前，土地连种仍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的耕作制度，更多采用的是休闲制，遑论多熟制。北魏均田令曾规定不少田地要定期休耕，隋唐时代休闲仍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杂说 \杂说\》 \《杂说》\：“每年一易，必莫频种。” \北方\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当时气候条件不允许，而是因为当时还是相对地广人稀，在经济上没有实行多熟制的必要，同时肥料使用也不普遍，例如《齐民要术》论述主要粮食作物谷子时，没有只字提到“粪 \粪\”，在大田作物中，只有在讲到种麻时说“地薄者粪之”，地力也使多熟制难以进行下去。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实行谷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以恢复地力。
要真正了解气候变迁对于农业的影响必须正确地了解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状况及其农业发展的水平。比如，有学者就对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
步研究》一书所引用的史料进行了再考证，部分地修订了对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的看法。[23]
三、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环境变迁是指在较长时期内，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缓慢的，渐进的，是数百年，上千年累积的结果。对于一个农人来说，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也会遇到一些年头有冷暖变化，影响到个别年头的农业丰歉，因此环境变迁对于他来说，影响是不大的。然而，即使不存在环境变迁，农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面临环境问题。
一是农业区域扩大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农业从起源地向四周扩展，无论是山区向平原发展，还是平原向山区发展，无论是田尽而地，还是地尽而山，它们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同的，杂草、树木如何清除？丘陵、山地如何开发？沼泽、草滩如何利用？沙洲、海涂如何开垦？盐碱地如何改良？甚至于水面是否可以用来种庄稼？如何保持水土？这样的一些问题会不断地向他们提出，而最先要问到的是什么样的土壤适合于农业生产的需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土壤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有肥沃、硗确的不同，但只要“治之得宜，皆可成就。”[24]即便是性质恶劣的土壤，只要“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其树稼与彼沃者相似类也。”[25]这就为扩大耕地面积扫清了思想障碍。然而，人们在将土壤改造成适宜种植的农田以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历史上，中国人懂得用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来对付杂草、树木；用区田、梯田来开发丘陵、山地；用筑圩挡水来开发沼泽、草滩、沙洲、海涂；用淤灌治理盐碱地；用架田（葑田）进行水面种植等。中国农业区域就是在求解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过程中扩大的。
二是农业深入发展所引发的地力下降。几乎是从农业出现开始就面临着地力下降的问题。采用 \梯田\刀耕火种的畲田 \畲田\，一般是二，三年之后，土肥就已枯竭，就不能再种植了，而不得不另行开辟。即使是采用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的农田，人们也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因此，如何维持并增进地力是农业发展中发展又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扩大耕地面积日益受限制，多熟制盛行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最初人们是通过休闲来恢复地力的，后来又学会了轮作，古人或称为改种。宋代在一些甘蔗 \甘蔗\产区就实行了“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的轮作办法，这是因为“蔗最困地力”[26]。有时轮作纯粹是为了恢复地力，如《齐民要术》中提到的谷与绿豆、小豆等的轮作，《开工开物》中提到的稻麦（肥田麦）轮作等，但使用最多的还是施肥。战国时期，人们就把“多粪肥田”视为农夫众庶之事，认识到“地可使肥，亦可使棘”，到汉代便提出了“地力人助”的观点，南宋陈旉则明确提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元代王祯 \王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土地连年种植必然地力下降，“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27]”因此，宋元以后，肥料的来源、积制方法和肥料的种类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发展。陈旉 \陈旉\还从居处和农用建筑等角度来考虑田壤肥力的问题。书中有“居处之宜”一篇，讨论居住远近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并引用当时的俚谚说：“近家无瘦田，遥田不富人。”这在古农书中也可算做是绝无仅有的。地力衰竭曾经是农业史上困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