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新青年》的创办及其主编陈独秀
《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当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政治上，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进而加紧策划复辟帝制。在思想文化上，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宣扬鬼神迷信，严重阻碍了人民的觉醒。现实的教训引起先进人士的深思，曾经追随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来唤起民众。他们开始从先前热衷于旧政党政治活动转向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创办起来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成为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 陈独秀（1879～1942），《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要撰稿人，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眼等，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 ）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又赴南京考举人，落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走向寻求西方新学，从1901年他21岁起的五六年中，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同时，在国内外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书社，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担任编辑。1904年在安庆（后迁芜湖）与人合作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半月刊，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为报刊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的志气，克服“奴隶根性”。1915年夏，在袁世凯卖国复辟的危难时局中，陈独秀回国即着手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印刷发行，作为“救国新民”的舆论基地。1918年与李大别等合办《每周评论》。通过对这两个报刊的编撰，他成为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总司令”、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1920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参与领导《新青年》的改组，《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编撰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领导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并参与编撰。大革命后期，在革命实践和宣传工作中出现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1929年他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后，成立托派组织，出版托派刊物《无产者》、《火花》、《热潮》等，1932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抗战爆发后获释，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故。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领导了《新青年》的发展：（一）制定刊物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二）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三）组织编者、作者和读者队伍。陈独秀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他一共撰写发表了一百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辩难文章大都是他写的。他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平时还经常受到来自社会封建顽旧势力的恶毒咒骂和人身攻击，但他始终不为艰难困苦所动，坚持《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并和读者
1
一起前进。《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舆论重镇，和陈独秀的精心编撰、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2、 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带有发刊词性质的
纲领性政论，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方面要求，希望青年自觉奋斗：1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2．进步的而非保守的；3．进取的而非退隐的；4．世界的而非锁国的；5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6．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向读者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陈独秀倡导的科学，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人权，就是包含平等、自由、民主内容在内的天赋人权说。这就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 《新青年》第回卷影响不大，每期印数仅千份。它出满一卷后即暂告体刊。经过半年调整，1916年9月从第2卷起，陈独秀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 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的思想实际逐渐结合起来。从此，影响日益扩大。1917年初，陈独秀受北京大学聘请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着迁到北京出版，并由个人主办发展成为一些进步教授、学者编撰的同人刊物。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制。主编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这支编撰队伍结成了包括左中右三方面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它主要的宣传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封建的旧道德，抨击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新思想。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载人《宪法》。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并在《通信》栏对尊孔言论“词而辟之”，阐释批孔的必要性。他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的活生生的事实立论指出，在已经挂着民国招牌的今天，“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大声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人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联的作用。
李大钊是《新青年》团体中和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一员猛将。1916年，他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第一篇稿件《青春》，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把自首中华改变为青春中华而努力。1916年4月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特约撰稿人，1918
2
年初被聘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他又在《新青年》上写了《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同时，他在 《甲寅》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将孔教写人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指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利用孔子为偶像来巩固其专制政治的目的。 鲁迅从1918年应邀开始为《新青年》撰稿，并参加编辑工作，是《新青年》团体中的又一员猛将。他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首次署名鲁迅），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 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他还用“唐俟”、“俟” 的笔名接连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小说、杂文，共五十多篇，鞭挞封建主义，痛斥尊孔复辟势力，鼓舞青年投身反封建斗争。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易白沙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长篇政论《孔子平议》，是该刊的第一篇批孔文章。另一主要撰稿人吴虞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多篇文章，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内在联系。他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青年》的上述大量文章和读者通信栏关于“孔教” 的辩难，汇成了“打倒孔家店” 的强烈的社会舆论。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攻击新文化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上海“灵学会” 出版《灵学丛刊》，公然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的谬论。《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文章不多，更重要的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年初，《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 的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旧文学。
胡适（1891～1962）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主将之一，中国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6年，他在美国留学时，就在《新青年》上发表译著，和陈独秀通信交往。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继提出文学改良几点意见后，又写有《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大力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上用白话文写诗，1920年汇集所写诗作出版《尝试集》，曾被称为“白话圣人”。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是《新青年》文学革命战线中的前卫者，他们赞
3
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 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 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初，《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刘半农写的万余言反驳书《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事实上并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那封来信是《新青年》编辑部汇集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由钱玄同化名执笔编写的。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泽载介绍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先后译介有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 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新青年》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好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读者纷纷来信，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把《新青年》看做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数每期达15000份。1919年又再版第1－5卷，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封建顽固势力把《新青年》看成是洪水猛兽，大肆诬蔑它、攻击它，严禁青年学生阅读，甚至借助军阀政权的力量诬陷迫害陈独秀。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理直气壮地向社会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漠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因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文章结尾说：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是坚持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斗宣言，也是《新青年》前期思想宣传的基本总结。
新文化运动前期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点，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总的说，《新青年》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3、李大钊《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页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以李大到为代表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首先揭开了我国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笔名明明、冥冥、孤松、猎夫等，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宣传家，
4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1913年，在天津他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的《言治》月刊的编辑。1916年春，在日本，他主编出版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并为《甲寅》月刊、《新青年》写稿。同年回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除积极参与《新青年》编撰工作，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外，曾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月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还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国民》杂志社导师和《新潮》杂志社顾问，指导北京《晨报》副刊改革。1920年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国民新报》等报刊，并为《新青年》季刊、《向导》周报、北京《晨报》等报刊撰稿。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牺牲。
1918年正当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阴谋把我国拉进帝国主义反苏干涉战争中去的时候，李大钊在报刊上接连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年7月《言治》季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1月《新青年》）、《新纪元》（1919年1月1日《每周评论》）等。这些文章，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克时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鼓舞黑暗中国的读者，不要为俄国革命后“一时之乱象” 而悲观，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希望。
五四运动前夕，他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是《新青年》编辑部中接受并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 在国内外时局发展，新思潮迅速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日益倾向社会主义。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开始改变怀疑观望态度转而同情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1919年9月他出狱后，12月为《新青年》第7卷1号写的《本志宣言》一文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就把批判的矛头初步地指向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出走到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新青年》从第 7卷第 4号起由他在上海主编出版。他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三百六十多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它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剖的《May Day运动史》和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包括数十幅照片），揭露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有相当部分是《新青年》的记者和各地进步学生团体深人工人群众调查得来的，还有几篇就是工人自己写的稿子和题词。这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促使《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为《新青年》后期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打下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