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清乾隆四十九年 （1784年） 高宗乾隆 （爱新觉罗·弘历） 清乾隆五十五年 （1790年） 高宗乾隆 （爱新觉罗·弘历） 三月十四日，皇帝至阙里，诣孔庙拈香，十五日释奠，驻跸斋宿 二月，由泰山至曲阜，释奠孔子 衍圣公孔宪培迎驾，御赐诗章一幅、大缎八端、赏“十三氏”博士、执事、陪祀等官银币 衍圣公孔宪培赴阜城迎驾。御赐御笔《乐毅论》、御制《忆昔诗》墨拓。亲解御用荷包三对赐之，并赏银鼠莽袍一领，银鼠补褂一领，大缎八端 附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封谥：
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鲁哀公诔为“尼父”； 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褒成宣尼公”； 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年）改封“褒成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谥“文宣尼父”；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封为“邹国公”；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赠“先师尼父”；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诏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封孔子为“先圣”，十一年（637年）尊称“宣父”； 唐高宗永徽年间一度改为“先师”，不久又尊为“先圣”；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追封为“太师”； 唐中宗嗣圣元年（684年）封“隆道公”； 武周天授元年（690年）封“隆道太师”；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谥“文宣王”；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年）封“至圣文宣师”；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谥“玄圣文宣王”，五年（1012年）又谥改“至圣文宣王”。又封孔子父叔梁纥为“齐国公”，封孔子母颜征在为“鲁国太夫人”，孔子妻亓官氏为“郓国夫人”；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封孔子父叔梁纥为“启圣王”，孔子母颜征在为“启圣王夫人”，孔子妻亓官氏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又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为“郕国宗圣公”、孔伋为“沂国述圣公”、孟轲为“邹国亚圣公”；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封“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改封“至圣先师”；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诏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追封孔子五代祖各为王爵：木金父为“肇圣王”，睪夷为“裕圣王”，防叔为“诒圣王”，伯夏为“昌圣王”，叔梁纥为“启圣王”。
（骆承烈《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3．孔子思想远播国外
孔子思想远播国外，对东亚、东南亚各国影响更大，试举三国为例： （1）韩国
早在公元前3世纪，孔子思想便和汉字一起传入朝鲜半岛。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前后，曾多次派人到唐朝学习儒学。10世纪起的高丽王朝，初立文宣王庙。14世纪的李朝更重儒学，
“大而国学以至术序皆有夫子庙。夫子巍然端坐，门人弟子列配左右，历代群贤从祀两庑”。日后各地都设有一些类似文庙一样的尊孔崇儒基地，目前保存232座。如汉城、釜山、庆州的孔庙，陶山书院、绍修书院、德川书院、琴山书院、培山书院、东莱乡校等。在这些地方均阅读儒家的经典、讲解儒家的道理，敬奉孔子及先贤等。
（2）日本
285年，朝鲜三国时期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为儒学传入日本之始，很快受到朝野重视。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多为儒学内容。大化革新时的《大宝令》，也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的。在对孔子进行释奠时，尊为“先圣孔宣父”。大化革新后设大学寮，专祀孔子。江户时期设了“明伦堂”“弘道馆”“崇德馆”“止善书院”等，教授儒学和崇奉孔子。德川时代崇敬孔子和朱熹，明治维新以后，虽着重学习西方，仍崇孔不衰。陆续修建的孔庙名称不同，职能一样。如汤岛圣堂、多久圣庙、长崎孔子庙、足利学校、闲谷学校、会津若松日新馆以及琉球群岛的那霸孔庙等。有的地方除崇孔外，亦兼以儒道教育学子之职。
（3）越南
在我国汉朝时儒学即传入越南。11世纪李氏王朝建立不久，便大修孔庙，祀孔子。陈朝立国之初，更重视祀孔，黎朝亦然，阮朝祀孔更为隆重。近世以来，不但在顺化彝伦堂举行隆重的祀孔，还将西贡堤岸古都街改名孔子大道，九郡设孔子路。还定“孔子日”以宣传孔子思想，定孔子诞辰（九月二十八日）为教师节等。
（骆承烈《孔子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 4．真孔子和假孔子
就如何研究孔子来说，我以为周予同先生在半个世纪前便提出的一个意见，目前依然值得重视。
那意见，见于《经今古文学》《孔子》诸书。周予同先生认为，我们研究孔子，必须区别假的孔子与真的孔子。为什么呢？因为有“道统”“学统”之类传统观念在作怪，致使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真正的客观的孔子的现象，在学术思想变迁史上普遍地存在着，如梁启超所说，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我们还可以将名单延伸下去，说是渐渐地变为康有为、章炳麟，等等。
假如我们承认，梁启超指出的现象，在历史上的确存在，那就必须承认，周予同先生强调要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考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无疑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方法。
正因如此，研究孔子，注意哪些是孔子的言行固然重要，注意哪些不是孔子的言行也许更重要。
清朝考据学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所谓“治经如剥笋”。剥去层层附丽的笋壳，才能见到纯净的笋肉。就方法而言，这比喻是正确的。
孔子的形象，在历史上那样变幻不定，就因为“笋壳”太多。他时而现身为先知，时而现身为巫师，或被说成僭望王位的“素王”，或被说成安贫乐道的“先师”。他被一些人看成禁欲主义者，被另一些人看成享乐主义者，在有的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在另外时代是限制君权的倡导者。他的身价随时涨落，人格上下浮动，封号屡次改变，作用代有异说。
举初唐为例。在这个所谓“经学统一时代”，出现了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孔颖达、贾公彦等的《五经正义》。自汉代以来挂在孔子名下的经典，由于国家权力的直接干预，从文字到解释，似乎都统一了。按照逻辑，孔子的形象，应该固定不变了。至少在统治集团中间应该不变。
事实怎样呢？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初期，不到半个世纪，孔子形象大变至少三次：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下令在国子学立周公庙和孔子庙，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而以孔子配享周公。就是说只承认他是教育家的鼻祖，不承认他有坐在王位单独享受致祭太牢的权利。但父亲的这一规定，却被儿子取消。贞观六年（632），唐高祖尚在，唐太宗便下令废除周公庙，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就是让孔子升坐南面，享受救世主鼻祖的待遇，而把第一位教师的荣誉让给他的大弟子。贞观十九年（647，按贞观十九年当为645年），即《五经正义》修撰期间，唐太宗又下诏为孔子增添了一群配享者，都是以解说经典著名的孔门后学。岂知他的儿子唐高宗即位不久，大约在永徽六年（655），便又下令取消父亲的规定，恢复祖父的规定，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改进之处在于保留颜渊、左丘明的“从祀”地位。这一改制显然带有刚谋得皇后地位的武则天的个人印记，因而引起了元老重臣长孙无忌等的反对。他们在显庆二年（657）集体决议，认为以孔子配享周公是降低了孔子的地位，而将左丘明等作为“从祀”，也是违反“故事”的贬斥行为。懦弱的唐高宗只好服从，又取消了两年前的决定。
初唐三代皇帝对待孔子的态度，堪称否定之否定的实例。何以有此反复，属于别一问题。但明显证实，他们尽管在命人统一经义，自己却对孔子没有统一的认识，于是出现了祖孙三人各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强迫太学生们崇奉的趣剧。
类似上面的实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韩非早在战国末便讥笑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虽然他忘记讥笑自己也非真申、商，但这段话确是歪打正着，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真孔子的形象便被各种假孔子的形象淆乱了。积累已二千余年的重重“笋壳”，倘不耐心剥掉，怎能见到孔子的本相呢？
（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5．孔子早期形象凡四变
假孔子的发育史，也就是真孔子的神化史。孔子由人变神的过程，从他死后便开始了，至东汉初而登峰造极，时间长达五百年。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早期孔子史料集，搜录完备，编年准确，可资讨论这一发展过程。
大概地说，那五百年间，孔子形象凡四变：由子贡作俑，使孔子由普通贤人一变而为超级贤人；由孟轲发端，荀况定型，使孔子从贤人再变为圣人，凌驾于世俗王侯之上而在人间不得势的圣人；由董仲舒首唱，西汉今文博士们应和，使孔子从不得志的圣人，三变而为接受天启、为汉制法的“素王”；由王莽赞助在先，刘秀提倡于后，使孔子从奉天命为汉朝预作一部法典的“素王”，四变为传达一切天意的通天教主。
当然，孔子形象的这四变，本身便是那五百年特定历史过程的映象。只有从社会风尚、宗教冲突、政治矛盾、观念差异，以及学派利益等不同角度，进行整合式的研究，才能如实地说明映象的由来。可惜，我们的孔子研究，似乎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6．历史的孔子形象
假孔子不足凭信，真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呢？不妨再看一看周予同先生的意见。周先生研究孔子的传记，研究孔子学说的各个侧面，利用他判断可信的材料，尽力描画孔子的真相。他的结论是：这个孔子，既非今文学家所尊的“素王”，也非古文学家所推重的专研名物训诂的学究，更非宋学家所刻画的那种头脑不清的哲学家，同时也不像康有为说的具有一种大同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者。不是的，历史只证明──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
（朱维铮《壶里春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7．《论语》评说
《论语》一书，除??可疑之十数章外，其余则字字精金美玉，实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惟一之良书也。其书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无甚意义，内容分类，亦难得正确标准，略举纲要，可分为以下各类：
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三、政治谈； 四、哲理谈；
五、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注重个性的）的回答； 六、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七、自述语；
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映入门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
右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其余六项约合占三分之一。第一项人格修养之教训，殆全部有历久不磨的价值。第四项之哲理谈，虽著语不多（因孔子之教，专贵实践，罕言性与天道），而皆渊深入微。第二项之社会伦理，第三项之政治谈，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百世而不惑者。第五项因人施教之言，则在学者各自审其个性之所近所偏而借以自鉴。第六项对人的批评，读之可以见孔子理想人格之一斑。第七项孔子自述语及第八项别人对于孔子之观察批评，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论语》全书之价值大略如此。要而言之，孔子这个人有若干价值，则《论语》这部书，亦连带的有若干价值也。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书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鄹邑（今山东曲阜）人。孔丘在鲁国做过官，又曾游说四方，但总的来说，一生是郁郁不遇的。其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由此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他还整理过许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孔丘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但后代奉为圣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与历史上的原貌，并不完全相符，这里面既利用了孔子学说对统治秩序有利的内容，又有偶像制造者按照自己的需要灌注进去的东西。
孔丘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性的人物。他对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深感不满，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统治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反对残暴的政治，强调“仁者爱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礼让的态度调和社会矛盾。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论语》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范畴的。他教给学生的也都是些实用的知识。孔丘又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奔波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在后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投下的影子。
关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互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书专门记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
《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某些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如《述而》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写出孔丘安贫乐道的一面，较有感情色彩。在孔门弟子中，子路
的为人最为鲁莽直率，常与孔丘发生冲突，这种对话，特点就更鲜明了。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如果卫君要他执政，他将先做些什么。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训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而后说了一通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还有一次，孔丘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丘只好发誓赌咒：“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写出当时的语气，显得孔丘对这位学生有些无可奈何。《先进》章中，有较长的一节，写孔丘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令他们各言其志，从比较、对照中显出各人的不同特色。子路冒冒失失，抢先作答，说了一通大话；冉有、公西华以谦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而后是曾皙??这一段，不但语气生动，而且有简单的情节，又有场景的描写，曾皙的回答也特别具有美感，在《论语》中，是比较突出的了。
《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是文化人必读的书籍。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论语》记载孔子（前551－前479）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征，它或是记录孔子的只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颛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并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只记录了孔子言行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聪明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并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一、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