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如何抵达全部生活细节，个人是极为重要的衡量单位。这时，个人主义的意义终于纳入了革命的视域。人们甚至可以估计这种复杂的状况：即使在不平等的制度之中，个人的某些局部反抗仍然有效——某种“嵌入式”的反抗。
毋庸置疑，现代主义不可能提供反抗的标准答案。现代主义告知普遍地存在一个被压抑的“自我”，这个意图成功了；现代主义试图讲述“自我”的本质，这个设想失败了。现代主义的最大意义在于，介入现代性结构框架内部的复杂对话：资产阶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或者“反现代的现代性”。迄今为止，尽管每一种观念都拥有自己的理论谱系，但是，我仍然怀疑，“左”与“右”的二元对立还有足够的活力。我宁可期待复杂的对话产生某种新型的可能。社会话语体系是否可能重组一切积极因素，同时启动某种“广谱”的批判？如果理论包含了幻想的权利，现在或许恰逢其时。
刊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