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抑人治？
清代中前期的康熙、乾隆二帝，不仅在位时间之长为古代帝王绝无仅有（合计121年），且均以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而彪炳史册，故有所谓“康乾盛世”之美誉。但康、乾两朝后期，官场贪腐痼疾却都迅速而明显地恶化，似乎不能脱离“盛极而衰”的轨迹。
对于康雍乾三朝吏治，论者有云：“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饬，满清恐早衰亡。”康熙末年之衰微因为雍正朝的振作而得以复兴，乾隆末年之衰微却使清朝步入万劫难回的不归路。由此观之，雍正治国虽只有短短十三年，却是承上启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中严猛治吏的成功，功不可没。
皇权强化和严猛治吏，是雍正帝区别于康、乾二帝治吏之道的最大特点，康、乾惩贪均失之于先严后宽，而雍正得之于严惩不懈。
综合整治与单纯惩办，是雍正治吏与康、乾治吏的又一区别。雍正之前，顺治帝只注重严刑峻法，一味严惩，康熙帝严惩贪官的同时，虽已注意奖廉，褒扬清官，但均未从制度上和经济上探究官吏之所以侵贪的原因所在。而雍正帝从当时官僚低俸制的实际出发，寓疏导于惩治之中，提取耗羡（“耗羡归公”，即将附加税改为法定正税，以打击地方官任意摊派），设置养廉银，以提供“不必贪”的必要条件。追补亏空、惩治贪污、耗羡归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健全财政体制造成的制度性危机，促使政府财政状况好转，也为吏治清明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至乾隆中后期，虽亦实行养廉制度，但由于雍正年间改革不彻底，养廉银数目长期固定化，而盛世繁荣之下，通货膨胀加剧，致使养廉银不足以养廉。乾隆帝又缺乏持续性的制度创新，故造成了吏治腐败更甚。时人即讽刺说：“养廉者，其名；养不廉者，其实也。”
康雍乾三朝均重视吏治立法，实行重典治吏，惩治职务犯罪，严查贪官污吏，已经由单一的职制或刑制，开始转向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政法制，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一大进步。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敕准修纂，“会典乃当代宪章，与律令相表里”“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具有极大的权威性。雍正二年，即开始纂修《雍正会典》，以增续前一部《会典》所载的典章制度。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年），又修订《乾隆会典》，并首次制定会典则例，成为清朝中前期最完备的一部会典。
康雍乾三朝的行政立法，最富创造性的是吏治的立法。朝廷从行政法典、部门法规、特别具体规定以及刑律等方面，都把治吏放在首位，因而形成了一套包括官员考试选拔任用、行政考绩和法纪监察的系统职官法。重典惩贪，是上述吏治立法的核心，《大清律例》中的“六赃”，除常人盗赃、窃盗赃外，其余各赃的犯罪主体均专指官吏。
如枉法赃，即官僚收受贿赂又违法断事所犯罪，处刑很重，收受白银一两以下，杖七十，达80两即绞监候；不枉法赃，指官吏收受当事人财物而没有违法断事
的犯罪事实，处刑比前者轻，但受赃达120两以上，仍要处以绞监候。其余可据此类推。乾隆五年（1740年）的《大清律例》还规定，凡收财之官除名，受财之吏罢役，而且永不叙用。
总而言之，康雍乾三朝趋于完备的吏治立法，成为一种硬约束，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使各级官吏即使有贪婪之心，亦无贪婪之胆、贪婪之力。
然而法久生弊，康、乾中期以后，最高统治者在惩贪立法中的随意性和严重失误，使吏治立法形同虚设。究其根源，还在于人治传统与君主专制体制的根本局限，即“形式上的法治，本质上的人治”。皇帝真正深信不疑的是“以吏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以吏治求法治，法律、法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经常造成吏治中的有法不依，因人废法，最终必然加重整个吏治的腐败。
若从这个角度看，雍正帝当国日短，在位十余年间，吏治猛药仍能持续见效，官场风气得以清明，也算是他在历史上的幸运了。
王亚南在其传世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历史家昌言中国二十四史是相斫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细察雍正吏治，我们也可以说，一部中国吏治史，也就是一部惩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