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了现代性对于人性的内在反思，而鲍曼则对战争中的人性以及现代性的生成做了所有思想家中最为彻底、深层次的反思，缘何安德森会忽视对鲍曼的研究？
当然，汉娜?阿伦特关于“现代性”与“公共领域的政治”的批判与总结也是当代思想史研究无法僭越、忽视的重点。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阿伦特重新回到欧美学界、媒界的视野之后，近年来逐渐又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当然目前尚不如施密特、斯特劳斯或吉登斯那样广为人知。
虽然作为左派思想家，但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则批判了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残暴与非人道主义，而这便是阿伦特作为左派学者的矛盾之处——左派究竟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判断？毋庸赘言，阿伦特已经模糊了左右之间的传统疆界。纵观全书，就这个问题而言最为出彩的论辩莫过于第二章《帝国主义》，台湾学者蔡英文已将该章节翻译为中文版，并由联经出版公司于1982年出版单行本（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在台湾还有一个版本，是林骧华所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于1995年出版。现在学术界一般用的是蔡译本，较少用林译本）。近些年，阿伦特及其著作在两岸思想界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在书中，阿伦特所强调的是对于“大多数人”与“公共领域”的释放，批判了过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不合法性，这对于二十世纪世界政治格局的反思亦是非常到位的——她集中批判了从希特勒到斯大林等人所主张的“民族国家”体制，并且她认为这种体制的存在是“人权的终结”。而且自始至终阿伦特都反对肖莱姆（Cerhard Scholem）赐予她的“左派知识分子”之冠，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她冷静地批判分析了布尔什维克体制，认为斯大林“原共产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荒谬。从这点来看，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对于阿伦特的回避，是否因为对于阿伦特部分观点的不苟同？
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篇章来论述鲍曼与阿伦特在《思想的谱系》中的缺位，并非是批评安德森的疏忽，而是想从另一个侧面论述《思想的谱系》所涵盖的具体含义及其影响。首先，安德森睿智地发现了左右之争的界限模糊，并捐弃了自己的倾向与立场，这是尤为难得的一次理论实践；而且，他试图以“谱系”作为全面入手的着眼点，这是作为二战时出生一代人历史观的最好体现。
所谓“谱系”，其实是安德森的一个试图去审理的宏大语境，他可以纵横捭阖、越界跨域地从史学到文学论述各种概念、思潮与思想家的生成及其意义，但是他并不能超越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观，无论是阿伦特还是鲍曼，它们的价值已然超越了安德森所关注的历史语境（安德森的这些短论都是完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须知历史学家不是先知，论述历史亦并不等于回到历史。
当然，安德森从问题入手、放弃政见立场的治学勇气与理论实践已足以向思想界证明：这个时代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这便是《思想的谱系》一书所能赋予给我们的意义与价值。